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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纪要|湘、鄂、豫、皖楚文化研究会第十八次年会分会场一:考古发现与研究(一)
日期:2026-06-02 浏览:3182次

2026年5月23日下午,湘、鄂、豫、皖楚文化研究会第十八次年会分会场一:“考古发现与研究(一)”在南阳市梅溪国际酒店多功能会议室举行。

分会场一上半场由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武王墩考古队领队宫希成、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副研究馆员蔡波涛主持


第一分会场 上半场 主持人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副研究馆员 吴伟华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副研究馆员吴伟华做了《叶县大竹园“双冢子”战国墓地考古发现与认识》的报告。报告介绍了叶县大竹园“双冢子”战国墓地的发掘情况。该墓地包括两座大型墓葬、四座小型墓及两座车马坑。墓葬的年代为战国早期。从墓葬的形制结合文献记载可知,两座大型墓属于楚墓。四座小墓当为陪葬墓,两座车马坑分别属于大墓的袱葬车马坑。该墓地的发掘为研究战国时期楚国贵族墓葬制度,及楚文化与中原文化的交流提供了新的实物资料。

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副研究馆员 张义中

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副研究馆员张义中做了题为《寿县寿春城遗址2025年度发掘成果》的报告。主要介绍了寿县寿春城遗址的地望以及2021年至今,寿春城遗址考古队通过调查、勘探和重点解剖,先后发现并确认了西南小城、寿滨古城、十里头古城、张家圩子小城和疑似大城城垣,进而将寿春城“一个大城、多个小城”的格局初步呈现。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副研究馆员 武志江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副研究员武志江作《河南潢川黄国故城考古发现与研究》报告。报告梳理历年考古成果,明确黄国故城由大城、小城及高稻场、余楼两处墓葬区组成。故城大城南北长方形,面积约 210 万平方米,西南小城约 16 万平方米。高稻场墓地出土春秋时期青铜器;西北 3.5 公里处的余楼墓地为楚灭黄后形成的家族墓地,出土春秋早期晚段铜器,两处墓地年代衔接完整。研究判定故城始建不早于西周中晚期,楚灭黄后此地置弋阳县。

该遗址是探究两周淮河上游城址、汉晋至南北朝地方行政制度的珍贵实物,同时作为黄氏发源地,也是黄氏根亲文化研究与传承的重要载体。

重庆师范大学历史与社会学院教授 袁艳玲

重庆师范大学历史与社会学院教授袁艳玲进行了题为《由景云碑管窥川渝地区的“楚人”》的汇报,主要提到景云碑清晰地记录了楚灭国后,景氏贵族的迁徙路线:关中(汉初刘邦)——汶川之会(约公元前195年)——成都(西汉中期)。这是当时很多被灭国贵族的迁徙缩影。鳖灵入蜀,可能有一定根据,对文献不盲从,也不轻易否定。这些楚人进入川渝地区,促进了文化交流。金沙黄河地点出土的盏等器物,是受楚文化的影响。战国晚期到汉代成都地区漆木业的发达可能与楚移民有关。

武汉大学历史学院助理研究员 王百川

武汉大学历史学院助理研究员王百川作了题为:《曾国族源与周初南方边域政治地理格局》的报告,提出曾国作为周代南土“方伯”,其族属身份是理解周初南土政治地理格局与周王朝拓边策略的关键线索。他认为,从出土资料来看,曾国虽然属于姬姓,自称“后稷”子孙,但并非周王室近亲,而是源自商代曾族。成王时期,周人以曾、鄂等军事实力较强但亲缘关系较远的国族为前驱向南拓张,将其分封于边域构成战略前沿;同时将周室近亲子弟集中于成周以南的腹地,构筑内围防御屏障。在亲属关系与权力结构的综合作用下,西周早期的南土呈现“内外有别”的政治地理景观。

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助理馆员 杨昌盛

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助理馆员杨昌盛围绕《东周时期楚地双耳绳纹陶罐》作专题分享,聚焦东周时期湖北及河南、安徽等地出土的一类双耳绳纹陶罐,厘清该器物的发展脉络、文化本源与实际功用。在全面收集其材料的基础上确定了这类器物在遗址和墓葬中的使用年代;明确其文化性质应属于曾文化因子,但在战国中期以后伴随着与不同考古学文化的融合,又产生了新的文化内涵;结合情境分析方法推定其在遗址及墓葬中的功能应都是用作储存液体之用。

中南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讲师 李雪婷

中南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讲师李雪婷作了题为《西周早期铜釦漆木器的工艺及礼制功能研究》的报告。报告对西周早期出现的特殊漆木器——铜釦漆木器进行较为全面的收集,目前所见器类多是以壶为主的酒器类。西周早期铜釦漆木器具有明显的礼器功能,如,铜釦漆木卣与青铜尊之间可以构成一尊二卣的组合关系,具有和青铜器一样的礼制功能。铜釦漆木壶与盘、豆等其他漆木器独立成组,与青铜礼器并列墓中,具备除青铜器外的礼器内涵。铜釦漆木器结合了青铜器与漆木器两种生产工艺,这在早期手工业发展中较为少见。西周中期之后该类器物则基本不见,直到战国时期楚国釦器的出现,这种铜木复合工艺制作的器物才进一步发展。西周铜釦漆木器的出现也为探索楚国漆器的工艺发展提供线索。

上海博物馆研究员 胡嘉麟

上海博物馆研究员胡嘉麟分享了以《淅川楚墓出土青铜祖埶研究》为题的报告,主要提到淅川和尚岭M2的青铜方座器自名为“祖埶”,根据古文字学研究可知“埶”在楚系文字中常借为“势”,即势位之义。类似的器物还发现于淅川下寺M1、信阳城阳城M6、湖北枣阳郭家庙M17、河南光山宝相寺黄孟君墓、山东长青仙人台邿国墓地、浙江绍兴坡塘M306以及安徽屯溪M3和M13等墓葬。有学者认为是镇墓兽,又有学者认为是观象授时的槷表。这种器物在东周时期主要随葬于女性墓中,应与祖先崇拜和灵魂升引有关。  图片 

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副研究馆员 蔡波涛

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副研究馆员蔡波涛分享题为《楚国经略淮河流域的寿县坐标》的报告,报告提到楚国在经略淮河流域的进程中,寿县地区是其中的关键之地,更是成为了楚国末期最后一座都城。近年来寿县及其周边地区的考古新发现,为探讨楚国在进军江淮时与吴、蔡、越等国之间的复杂态势等相关问题提供了全新路径,也为探讨以寿春城为核心的地区在楚文化发展进程中的坐标意义提供了重要基础。

分会场下半场武汉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何晓琳 、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副研究馆员张义中主持。

第一分会场 下半场 主持人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馆员 郑港繁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馆员郑港繁做了题为《楚系铸铜作坊的辨识—从楚系铸镶红铜青铜器观察》的报告,系统梳理了楚系铸镶红铜青铜器的发现与研究。由于铸镶红铜纹饰为提前铸造而成,所以纹饰形制和固定技术可以作为寻找楚系铸铜作坊的线索。经研究,发现楚系铸镶红铜青铜器在春秋战国之际,有支钉固定红铜纹饰演变为垫片固定的趋势,因此红铜纹饰陶范有无支钉型腔成为判断楚系铸铜作坊重要依据,另外,楚系铸镶红铜纹饰的具体题材与细节加固行为,区别于侯马遗址所见的红铜纹饰陶范,亦可作为判断标准。

目前楚系铸铜作坊尚无突破性进展,楚系铸镶红铜青铜器的体量、形制特征、工艺特征、技术难度暗示着大规模、高技术铸铜作坊的存在,上述发现或可为楚系铸铜作坊的调查、发掘提供新的思路。

荆州博物馆馆员 康茜

荆州博物馆馆员康茜作了《荆州熊家冢墓地一号车马坑(CHMK1)出土马车形制》的报告,首先介绍了熊家冢墓地一号车马坑出土的马车形制,并依据马车形制、排列方式初步判断这些车是按阵列分为四组摆放,每组以五乘或五乘的倍数为列,同类车常集中摆放在一起,

从而认为一号车马坑的车的埋葬方式应与当时的车马出行的阵列有关。

无锡市鸿山遗址博物馆副研究馆员 刘嫣歆

无锡市鸿山遗址博物馆副研究馆员刘嫣歆作了题为《楚风东渐:鸿山越墓出土文物中的楚文化元素及其文化交融意义》的汇报,无锡鸿山越墓为战国早中期越国贵族墓葬,出土两千余件青瓷、玉器、陶器等文物,其上留存的楚文化元素,实证了东周时期楚越交融与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玉器上,龙形璜、玉飞凤等器物,龙纹蜷曲灵动、凤鸟造型精巧,纹饰与工艺承袭楚式风格,契合楚墓出土玉器特征。青瓷礼乐器受楚文化影响最深,悬鼓座、甬钟、琉璃釉玲珑球以蛇纹为核心装饰,搭配楚地典型戳印纹样与琉璃工艺,彰显楚图腾信仰与审美。礼器组合上,鼎、豆、壶等器形兼收中原形制,装饰与组合范式却贴合楚墓传统,形成楚式礼制与越地青瓷工艺融合的特点。春秋后楚国东扩,经政治联姻、人口迁徙等途径推动楚文化东渐,越国贵族兼融本土与楚文化,以器物彰显等级。鸿山越墓楚文化遗存,印证楚越深度交融,为解读东周区域文化交流提供重要考古依据。

襄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馆员 周婷

襄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馆员周婷作了题为《湖北襄阳酒店村墓地东周墓考古发掘情况汇报》,该墓地地处襄阳高新区团山镇,毗邻邓国故址。至 2025 年,联合考古团队在此清理墓葬 700 余座,其中东周墓 650 座,出土陶、铜、玉器等文物 1200 余件。

此地自楚灭邓置邓县始至战国晚期秦灭楚,为楚文化核心区域,秦取鄢、邓后归入秦境,成为襄阳秦文化遗存的重要分布地。墓地东区为楚宗族邦墓,规划规整,见证了楚国社会风貌;西区楚墓间夹杂秦墓,是楚秦政权更迭、文化交融的实物佐证。两区墓葬年代、形制、随葬品差异,也折射出战国由安定转向动荡的社会变迁。本次发掘直观展现了东周时期社会结构、经济形态与文化风貌,为研究楚秦历史与区域发展提供了重要实物依据。

山东大学考古学院教授 路国权

山东大学考古学院教授路国权作《转折年代、路径和背景:公元前680—前597年江汉地区铜器群的变迁和楚系青铜器的形成》报告。报告梳理了该时段江汉地区出土青铜器的三种风格流变:

春秋初期(前770— 前680 年)器物归为 “上村岭组”,整体延续西周晚期周王室风格,虽兼具淮河流域地方特色,但仍归属周文化体系。

春秋早中期(前 680— 前 600 年)器物属 “宝相寺组”,是周文化向楚文化转变的重要阶段,器物风格多样,可分为北方型、南方型、融合型、曾国本土型与江淮传入型五类,以北、南两类为主流。此间南方型逐步形成成熟的楚式铜器组合,后世常见的箍口鼎也开始出现。

春秋中期(前600—前530年)青铜器风格完成整合、趋于统一,以楚式器型为主体继续发展。箍口鼎取代附耳子母口鼎成为核心器物,器类愈发丰富,外来文化元素深度融合;此前多元风格逐步淡出,部分器型被吸纳整合,标志着特色鲜明的新楚式青铜器体系正式形成。

铜器风格的演变脉络,也清晰反映出当时楚国北上、东进开拓疆土的历史背景。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馆员 李太全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馆员李太全作了题为《东更道铜器与东周时期山川祭祀》的报告,他从山东泰安出土的东更道铜器入手,在前辈学者研究基础上指出东更道铜器是“楚器燕铭”,燕人占领齐地后,通过祭祀行为完成对新占领区的政治合法性构建与权力宣示。正如春秋时期晋祀梁山,也是借由山川祭祀的正统性,向天下宣示对梁地的绝对主权。东更道铜器的流转过程,生动地反映了东周时期“楚文化与周代列国文化之间的交流、碰撞与融合”,为研究当时的器物流转、礼制互鉴提供了宝贵的个案。

南阳文物保护研究院助理馆员 徐蕴乔

南阳文物保护研究院助理馆员徐蕴乔作题为《楚系棺椁装饰研究——以南阳地区楚墓为例》的专题报告。该研究以南阳地区多处核心楚墓考古资料为依托,系统梳理淅川下寺墓地、和尚岭墓地、徐家岭墓地及彭氏家族墓等重要墓葬出土的棺椁装饰遗存,结合传世文献与考古成果,对楚系棺椁的装饰类型进行系统性归纳与厘清。研究通过对比国内其他区域楚墓的棺椁装饰形制与工艺特征,明确了楚系棺椁装饰独有的风格特征。研究表明,楚系棺椁的装饰集中反映了楚人信巫好鬼、尚奢重美的文化风尚,以及期盼灵魂飞升的生死观念。该报告为探析楚人的精神信仰、思想内核与文化体系提供了实物佐证与研究视角,进一步深化了对楚人精神世界与丧葬文化的认知。

郑州轻工大学艺术设计学院副教授 张启彬

郑州轻工大学艺术设计学院副教授张启彬作了题为《东周楚地漆器动物造型的发现与整理——以湖北、湖南、河南地区为中心》的报告,该研究基于前人研究基础和考古报告等资料,以湖北、湖南、河南三省为中心区域,聚焦东周时期楚地漆器动物造型分类,并对东周楚地漆器动物造型的年代划分来进行分期。报告中指出,楚墓出土漆器数量丰富,动物形象主要包括凤鸟、蛇、鹿、虎等典型母题。对三省出土材料的梳理和分类研究表明,楚地漆器动物造型不仅技艺精湛、形态生动,更承载了复杂的礼制、巫祭与神话思维,是楚文化精神的重要物化载体。通过对动物题材漆器材料的梳理与阐释,可进一步构建楚漆器动物形象的谱系结构,推动南方先秦漆工艺、美术形态与区域信仰体系的研究。

本次学术交流聚焦楚系文物、列国遗址、墓葬考古与跨区域文化互动,报告内容丰富、议题广泛。学者们结合最新发掘成果与器物研究,厘清器物流变、考证方国历史、阐释楚文化传播与族群发展脉络。研讨氛围热烈,成果颇丰,有力推动了楚文化考古发现与研究的深化。

(作者丨徐蕴乔  摄影丨蒋友鑫 审核丨李 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