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5月23日下午，湘、鄂、豫、皖楚文化研究会第十八次年会分会场二：“考古发现与研究（二）”在南阳市梅溪国际酒店501会议室举行。

分会场二上半场由南阳文物保护研究院研究员乔保同、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路国权主持。

第二分会场 上半场 主持人

厦门大学历史与文化遗产学院教授 张闻捷

厦门大学历史与文化遗产学院教授张闻捷作了题为《战国晚期楚国鼎制的变化—从武王墩墓出发》的报告，以武王墩M1出土铜鼎为核心材料，对战国晚期楚国高等级墓葬的用鼎制度进行了系统研究。武王墩M1为战国晚期楚考烈王墓，是迄今经科学发掘的楚墓中铜鼎数量最多的一例。报告指出，武王墩M1在用鼎数量、折沿鼎与箍口鼎的体量、鼎实种类、列鼎套数等方面均彰显了楚王的规格与气势。墓中用鼎制度整体呈现奇数鼎制，铜礼器组合可分为四组。武王墩M1的发现，为重新审视李三孤堆墓及其余战国高等级楚墓的用鼎制度提供新的切入口。通过比较分析，他指出，李三孤堆墓与武王墩M1在用鼎制度上既存在延续性，也表现出一定差异。从时空演变视角看，武王墩M1延续了战国高等级楚墓中以多套奇数列鼎彰显身份等级的传统，墓中“镬鼎+多套列鼎”的组合很可能受到三晋地区的启发与影响。

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馆员 李喜兰

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馆员李喜兰作了题为《寿春城遗址历年考古工作概述》，寿春城是战国晚期楚国最后的都城，其地望在今安徽寿县城关及其附近的观点，经过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机构多年的工作，得到了一定程度的验证。寿春城科学的考古工作始于1983年，经过四十余年的探索，取得了一些收获：一是以西圈为中心的蔡国墓地的发现和研究；二是明确了寿春城布局，大城和小城组合的结构；居住区分布在柏家台、邱家花园、八里村一线；墓葬区按等级集中分片；三是寿春城城墙范围的确定，面积为14.6平方公里；四是楚王陵区的探索，对武王墩进行了系统的勘探及重点发掘，了解了陵园的布局。在这些工作的基础上，未来需要就城址的始建、废弃、沿革，城内的布局，与其他诸侯国的交流互动等问题做进一步的探索。

凤阳县文物管理所副研究员 刘欣

凤阳县文物管理所副研究员刘欣作了题为《凤阳县钟离城遗址考古调查情况介绍》的报告，系统梳理了历年来钟离古国的考古新发现成果，主要是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在安徽淮河流域考古调查发现凤阳钟离古国都城遗址和配合基建工程考古发掘舒城九里墩、凤阳大东关、卞庄、蚌埠双墩等四座重要的钟离古国君王墓葬等。凤阳县板桥镇钟离古国都城遗址的考古发现，证实了钟离古国存在的历史事实与地望，解决了历代文献记载和学术界的纷争。春秋钟离君王墓葬的考古，发现了长江以北地区最早的墓葬封土堆和钟离君王墓葬采用全新超视野的与历代长方形墓葬相违背的圆形土坑形制，创墓葬新类型。

湖南大学岳麓书院副教授 向明文

湖南大学岳麓书院副教授向明文作了题为《楚系墓葬出土陶盥缶的区域特征及相关问题》的报告，系统梳理了楚系陶盥缶的发现情况和形制类型，指出楚系陶盥缶在形制上存在一定的区域风格，且沮漳河以外地区的陶盥缶在形制上与沮漳河地区陶盥缶较为相似，既有基本一致者，也有明显的模仿痕迹，反映了楚文化的扩散及其在各区发展的不同路径。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馆员 李卓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馆员李卓作了题为《高堂邃宇 槛层轩些——楚都纪南城考古新发现》的报告，介绍了纪南城遗址工作概括和近年来考古新发现，并通过建筑考古、土壤微形态研究及多种数字化考古手段结合运用，解读遗址信息、深化遗址内涵。纪南城遗址近年考古工作主要在城内东北部纪城片区广宗寺北台基群开展，广宗寺北台基群是由6个夯土台基组成的东周时期大型夯土建筑基址群，面积约3万平方米。2024~2025年度成功揭露出台基群南部一处战国时期大型宫室建筑，主体建筑为东西向两开间，面积约700平方米。主建筑外围存在连廊和回廊，建筑周围发现沟渠和水池遗迹。台基平面保存大量建筑废弃遗存，部分区域还保存有较为完整的原始屋面瓦垄结构，为楚国宫室建筑的科学复原研究提供了不可多得的样本。通过土壤微形态观察，可见夯土台基下方的自然地面是一处季节性湿地，结合台基上发现的沟渠、水池以及回廊等遗存，推测该组建筑群为纪南城内苑囿区所在，开创了后世“宫苑一体”的先河。湿地苑囿的发现一方面补充了城内功能分区的空白，另一方面也与此前城内的相关发现共同展现了纪南城作为南方水城的独特面貌。

河南大学硕士研究生 翟志文

河南大学硕士研究生翟志文作了题为《从彭氏家族M1陪葬坑看申国的文化特性》的报告，系统梳理了南阳彭氏家族墓地彭启M1车马坑的形制特征，对春秋晚期申国贵族葬俗的演变与形成进行了综合研究。他总结了彭启M1车马坑在布局、朝向、配套设施上的独特性，指出楚文化礼制对申国贵族葬仪的深刻影响，以及申国贵族葬俗中“楚化不同化”的发展趋势，并结合河北行唐故郡游牧文化车马坑对比，分析游牧文化在申国葬俗中的底层延续。通过对申国被楚征服后文化变迁过程的分析，他认为彭启M1遗存证实了申国“周礼为根、楚文化为表、游牧文化为底”的三重文化结构，为研究东周时期楚县邑体制下的地区文化特性、南北文化交流提供了新的证据。

河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张志鹏

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张志鹏作了题为《金文所见“曾子某”释义》的报告，通过系统梳理并分析金文所见“曾子某”的称谓，指出，金文所见“曾子某”与“楚子某”一样，为“曾+子某”的结构，是曾国贵族的泛称，既非国君，也非国君诸子诸孙或其后裔，亦非小宗，“曾子某”之“子”为尊美之称。并进而指出，商周甲金文等出土文献中的“某子”“子某”“某子某”之“子”应该经历了一个从“宗子”之义到“尊美之称”的变化过程，至于转变的时间节点，则有因多方面因素造成的国别族属之别。

安徽大学历史学院讲师 谭永超

安徽大学历史学院讲师谭永超作了题为《湖南桃江腰子仑墓地的分期及相关问题》的报告，系统梳理了腰子仑墓地出土器物的类型学特征与分期，结合空间格局分析，对墓地的阶段性变化等相关问题进行了探讨。报告认为腰子仑墓地在空间格局上的动态变迁，并不存在固定的族属分区，相关变化反映的是本地人群集团之间关系的演变，而不能直接据此判定族属属性。出土器物存在本地的发展谱系，与典型楚、越文化谱系存在一定差异，因而难以据此划分为“楚人墓”或“越人墓”。在此基础上，结合“楚化”过程的考察，指出这一变化并非楚国对本地社会的强制同化，而是部分本地人群主动纳入楚国政治秩序、选择性接受楚文化的结果。因此，该墓地应被视为楚越融合背景下，由多个本地集团共同使用、逐步融合形成的区域性墓地，这不仅更符合考古材料所呈现的动态演变过程，也为理解周代边缘地区的文化融合与社会变迁提供了新的视角。

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黄尚明

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黄尚明作了题为《论长江中游的夏代遗存》，系统梳理了长江中游地区夏代遗存的已有研究成果与考古学上夏文化的界定，对夏代早期及夏代晚期长江中游地区考古遗存进行了综合研究。他总结了长江中游夏代早期以乱石滩文化、肖家屋脊文化为代表，以及晚期以方城八里桥等为代表的典型遗存分布。他认为长江中游夏代遗存受到夏文化的重要影响，不同地区程度有别，鄂豫陕交界地区吸收了较多夏文化因素，可以被视作夏文化的地方类型。但江汉平原一带，并没有取代长江中游主要地区的土著文化，只是融合了较多的夏文化因素，形成了既有别于原土著文化又有别于夏文化的新考古学文化。要分别不同地区，进行文化因素分析，然后科学地确定考古学文化的名称。夏文化南下对该地区产生了重要影响，且夏文化影响程度从北向南依次递减，为后来楚文化的形成奠定了历史基础。

分会场二下半场由湖南大学岳麓书院副教授向明文、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楚学研究所黄尚明主持。

第二分会场 下半场 主持人

国家文物局考古研究中心研究员 郁永彬

国家文物局考古研究中心研究员郁永彬作了题为《湖北近年西周青铜甬钟的发现及相关问题》报告，系统梳理了湖北地区近年来的编钟新发现，对万福垴和叶家山西周青铜编钟进行了科学分析，讨论了含砷青铜编钟的发现和意义。结果表明，大部分西周时期的铜钟均为铜锡合金，万福垴发现铜砷锡三元合金铸成的铜钟是首次发现；万福垴的铜锡钟与叶家山的铜钟相近，或许与铜绿山铜矿有关联，而万福垴的铜锡砷则看不出明显的铜料来源；多数铜钟（铜锡合金）均经过了退火处理，应该反映了当时铜钟制作的一种成熟的工艺。热处理技术在铜锡砷合金制作的铜钟上则未见，含砷锡青铜的使用或许暗示楚文化已有自己独特的金属原料来源，表明楚文化区域金属生产中心的兴起。

洛阳市考古研究院馆员 刘文豪

洛阳市考古研究院馆员刘文豪作了题为《楚墓棺椁的选材、取材与用材》的报告，研究综合运用考古材料、文献与统计学方法，从“选材”、“取材”、“用材”三个环节，系统研究了东周楚墓棺椁的木材利用体系。研究发现，楚人基于对木材性能的深刻认知，形成了梓、楠制棺，栎、榉制椁的功能性选材模式。棺椁上的“既正於王”等烙印文字，揭示了楚国存在一套由“芋尹”、“竽”、“衡”等官职构成的国有山林资源管理与征税制度。对江汉平原椁板厚度的量化分析表明，战国中晚期椁板呈现显著轻薄化趋势。这一趋势主要源于该地区因人口增殖、过度开发导致的森林资源枯竭，体现了资源环境约束对丧葬物质文化的塑造作用，为理解东周社会人地关系提供了新的视角。

郑州大学考古与文化遗产学院讲师 严辉发

郑州大学考古与文化遗产学院讲师严辉发作了题为《擂鼓墩二号墓墓主身份新探》的报告，从墓地布局、墓葬规模、升鼎使用及陪嫁媵器等方面，对擂鼓墩二号墓的墓主身份进行了综合考察。他认为，该墓虽位于曾国墓地，且随葬礼乐器达到诸侯级别，但墓葬规模远小于年代相近的曾侯乙墓与曾侯丙墓，墓主实际身份应略低于曾侯，推测为曾侯夫人。进一步结合“盛君萦簠”作为陪嫁媵器的属性及墓地布局分析，报告指出，墓主人应为曾侯乙之后某位曾侯的夫人，且是楚国封君——盛君萦的女儿或女性亲属。

南阳师范学院讲师 张一方

南阳师范学院讲师张一方作了题为《驻马店市郭庄一号墓出土器铭研究》的报告，搜集了目前已经公布的郭庄一号墓的有铭材料，并介绍了这些材料的著录情况。根据河南省博物院藏競之宁大鼎铭文和吕团结先生最近修复的競之朝升鼎，校读先前缺释或误释的铭文，全面梳理铭文内容。通过相关历史和考古信息，推测墓主应是楚令尹子西之子公孙朝。

荆州博物馆馆员 蒋鲁敬

荆州博物馆馆员蒋鲁敬作了题为《战国楚墓出土的古文字资料与楚墓的椁室》的报告，根据长沙五里牌M406、荆门包山M2出土遣策简中关于椁室中的边箱、东室等名称，认为长台关M1遣策简中“室之器”所记器物为盥洗梳妆用具，“室”应与之有关。武王墩M1北室木椁板上书“中乐府”“北乐府”，是专门存储乐器的场所，出土的也均是瑟、笙、鼓等各类乐器。九连墩M1、M2、包山M2、望山桥M1、城阳城M8北室皆出土乐器，楚墓椁室的北室与乐器关系密切。武王墩M1南室椁板书“南集府”，李三孤堆出土青铜器铭文有“集脰”，“集脰”等器物或与椁板墨书文字“南集府”的南室有关。

郴州市考古研究和文物保护中心副研究馆员 罗胜强

郴州市考古研究和文物保护中心副研究馆员罗胜强作了题为《南疆遗珍：楚国南界出土玻璃器初步探究》的报告，湘南是楚国南部疆域核心区域，其中郴州出土战国中晚期楚式玻璃器最为集中。楚墓中玻璃珠与玻璃璧均置于墓主头部，前者为装饰用具，后者具备灵魂升天的丧葬礼制功能。中国本土独创铅钡硅酸盐玻璃体系，以石英砂、方铅矿、重晶石为核心原料。部分玻璃珠源自春秋末至战国初期的域外贸易，经楚国工匠仿制后形成本土化楚式玻璃珠。湖南丰富的矿产资源汇聚长沙，形成完备的玻璃制造产业链，玻璃器也成为楚国特色物产，借助商贸流通远销各地。如今广东、江苏、安徽、广西、陕西、重庆、福建等多地均有楚式玻璃器出土，大概率皆是由楚地向外流转而来。昔日楚国成熟的玻璃烧制技艺，并未在西汉长沙国得到承袭延续，这一发展态势与楚镜、汉镜制作技艺的传承断层情况大体一致。

临沂大学讲师 刘露

临沂大学讲师刘露作了题为《楚国境内发现的越国有铭铜器探析》的报告，系统梳理了在楚国境内发现的越国有铭铜器，对其出土墓葬等级及其时代等进行了统计分析。目前已公布的，在楚国境内发现的越国有铭铜器，共有19件，其中包括17把越王剑、1件越王矛和1件越王之子席镇，年代从春秋末期到战国中期。铭文均为鸟虫书。东周时期，越王剑铭文的位置大致经历了剑身近格处（春秋晚期）——剑格（战国早期）——剑格、剑首（战国中期）的演变过程。通过研究发现，在战国中期，有一大批铸造精良的越国铜器，其中至少包含9件越王剑（器物年代从春秋晚期到战国中期），在较短的时间内集中出现在楚国，且多随葬在较低等级墓葬中。除了灭国战争之外，其他事件很难会造成此类现象。结合历史文献记载，她认为这些器物应为战国中期楚怀王时期灭越战争的战利品。

本场专题讨论内容丰富，学者们围绕楚文化考古新发现、东周礼制、青铜器与金文研究、墓葬制度、区域文化交流及夏文化南传等问题展开了深入交流。报告不仅聚焦武王墩、纪南城、寿春城等重要遗址的最新考古成果，也关注楚墓礼制等学术议题，充分体现了近年来楚文化研究在考古材料、历史文献与科技分析结合等方面的新进展。与会学者从不同区域与时代切入，对楚文化形成与传播、多元文化互动、区域文明交流等问题进行了多角度探讨。会议现场学术氛围浓厚，此次交流不仅深化了对楚文化及相关考古学文化的认识，也为东周时期南北文化交流、礼制演变及区域社会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与材料。

（作者丨尹忆彤  摄影丨翟 超 审核丨李 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