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10月19日下午，“2025年郑州商城与夏商文明暨郑州商城发现70周年学术研讨会”分会场三（商文明多学科研究）在融通紫荆山宾馆2号楼4楼第2会议室举行。

上半场由芝加哥大学东亚语言及文明学系李永廸教授主持。

分会场三上半场 主持人

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苏荣誉教授作了题为《青铜独柱爵研究——论商前期青铜器的共性、演变和流通》的报告。他指出青铜爵是古代中原文化独有的器型，出现于新石器时代晚期，在二里岗时期，青铜爵衍生出一个特别的分支——独柱爵。此类爵在郑州商城和杨庄、黄陂盘龙城、城固苏村、藁城台西、长子北高庙、岐山京当、西安老牛坡、阜南朱寨、肥西馆驿和安阳小屯等地都有出土，还有若干这类器收藏在海内外多家博物馆。报告通过分析这些青铜爵的风格和技术，揭示其中的内在联系，归纳其风格和工艺的演变，从多角度认识商前期青铜器的同一性，进而认识其产地的局限性和产品的流通性。

黄陂盘龙城独柱管流爵LZM2:12

流散：西雅图艺术博物馆爵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陈建立教授作了题为《两周时期青铜物料产地溯源研究收获与展望》的报告。他指出青铜器的产地溯源，有类型学、古文字学、青铜同位素比值、微量元素、陶范和泥芯的检测分析以及铸造工艺的观察，这些方法共同构成了青铜器产地溯源的方法体系。在进行产地溯源时，应充分利用形制工艺在内的各类信息，构建准确的年代和可靠的文化背景作为先验条件，去约束溯源推断的复杂性。针对铸铜业就近使用金属资源的传统假设，他给出了铅料能够远距离流通的阐释模型，进一步工作可通过金文，考古学及文献资料来进行分析。对于铅同位素比值之中的重叠效应和混熔效应两大难题，提出了相应的解决方法。最后，总结了周代金属物料产地溯源研究的重要意义。

兰州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菊地大树教授作了题为《商代都邑的家畜利用策略初探》的报告。他梳理了近年来科技考古领域的相关研究成果，进而探讨了商王朝都邑的战略性家畜饲养管理与资源利用的情况。以猪为基础的农耕性家畜利用一直持续到新石器时代中期，至龙山文化晚期至二里头文化的早期国家形成阶段，开始引入牛、羊等畜牧性家畜的新的家畜经营。此后，作为支撑国家祭祀的国家事业，畜牧业得以发展，尽管当时仍处于萌芽阶段，经营规模较为有限。他认为，二里冈文化期以后，商王朝在继承二里头文化家畜经营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快了对家畜资源的利用。尤其是以牛和羊为核心的动物祭祀仪式发展至高峰，开始在维系王朝统治体系中发挥作用。同时，作为供神的家畜饲养管理也被纳入国家事务的范畴。

慕尼黑大学夏玉婷教授作了题为《郑州商代武器与工具的铸造传统与塞伊玛-图尔宾诺跨文化现象》的报告。她系统梳理了商早中期中国境内銎制锛及相关器物的传播轨迹，通过对比更北端区域出土的同类器物之异同，为欧亚大陆早期文化交流与技术传播的讨论提供了新证。她指出郑州书院街高等级墓葬M2中出土的两件銎制器具，尤其是其中一件带后钮的銎制锛被认定为"戕"类兵器，不仅与盘龙城杨家湾出土的另一件锛具高度相似，更与南西伯利亚塞伊玛-图尔宾诺冶金传统的銎制器具特征存在明显关联。并通过进一步讨论青铜空首戕（斧、锛）型器的功能，认为此类器物兼具兵器或“两用物相”的功能，或许象征着对采矿与冶金活动的控制权。

山东大学考古学院王青教授作了题为《盘龙城遗址出土镶绿嵌金面具的初步复原》的报告。湖北武汉盘龙城遗址是长江中游地区最重要的商代遗址之一，城址和多座贵族墓葬的发现，表明该城址是早中商时期商王朝在长江中游建立的重要城邑。王青教授首先介绍了郑州商城书院街M2“绿松石镶嵌黄金牌饰”，后又对2013年在城址杨家湾M17贵族墓出土1件镶嵌绿松石和金片的器物进行了详细的介绍，该器物造型独特工艺精湛，是早中商期此类器的代表作之一。这件器物出土后引起学界极大兴趣，孙卓、唐际根等先生近年已做了详细复原。王青教授参考杨家湾M13出土铜面具等资料的初步分析和复原，推测M17这件器物很可能是头戴高羽冠的兽面形象，下有漆木器作底托，具体可能是一件镶绿嵌金面具，属于陈设式通神法器，具有长江中游的地域文化特色，镶绿嵌金的工艺则应来自中原。

河南省科学院地理研究所鲁鹏研究员作了题为《新郑望京楼城址兴衰演化的环境背景》的报告。他指出，与大型河流相比，早期人类似乎更倾向于居住在小型河流流域，全新世景观演化在塑造早期聚落分布时空模式中发挥了关键作用。他以望京楼遗址的黄水河流域为例，对流域内地貌演变与聚落分布的关系开展了系统分析。通过环境考古调查、光释光测年、孢粉分析和粒度分析，对黄水河流域全新世环境特征进行了分析。他认为，地貌景观的稳定性维系了区域古代文明的长期可持续发展，并促进了望京楼城址的建立。距今3千年前后，区域河流大规模下切，形成了当前所见到高差达到15米左右的深谷。同时，这一时期气候也表现出变干的趋势。环境变化使得台地顶面人类生活越来越不便利，望京楼遗址也在这种背景下逐渐衰落。尽管东周时期人类仍在此活动，但活动强度较夏商时期已有较大减小。随后，望京楼遗址也最终被废弃。

大英博物馆刘睿良研究员作了题为《大规模生产：商代中国青铜器成熟合金工艺的形成过程》的报告。他指出，大规模生产是中国考古吸引国际观众行之有效的方式，以郑州商城为代表的商代早期是中国青铜器大规模生产的原点。中国中原地区自二里头文化开始，逐步形成成熟的青铜合金冶炼体系，并于商代晚期的殷墟达到高峰。在二里头，合金技术起步阶段主要采用低比例锡、铅（<2.5%）的铜器，至二里头第四期，冶炼技术趋于成熟。大规模合金生产出现在二里岗时期，锡和铅比例显著提升，合金控制更加精确。而在商代晚期的都城安阳（殷墟），金属使用不仅规模空前，且高度受社会等级控制，王族与高等级贵族使用的是“初级合金”工艺——利用高度纯净的铜料与稳定比例的锡、铅，生产出的礼器化学成分一致性高、杂质少。而低等级贵族或普通人使用的是“次级合金”工艺——可能含有杂质更多的铜，且常使用回收金属混合冶炼，导致器物成分差异大，表明其资源受限且生产控制力较弱。最后他总结认为，从二里头的初步尝试到二里岗的规模化制造，再到安阳高度分层的生产制度，青铜合金技术在近三个世纪内迅速成熟，构建起一个涵盖资源获取、技术传承与社会等级控制的复杂体系，为后世礼制与权力表达提供了坚实物质基础。

分会场三的下半场由山东大学考古学院王青教授主持。

分会场三下半场 主持人

武汉大学历史学院张昌平教授作了题为《从青铜器发展的阶段性看商代社会和生产的变化》的报告。他指出青铜器的发展阶段与历史朝代、考古学文化不相吻合。学界一般将中国青铜时代早期青铜器划分为二里头文化晚期至二里冈文化早期、二里冈文化晚期至殷墟文化第一期、殷墟文化第二期至西周早期。另一方面，青铜器生产是社会最重要的手工业生产。他认为商代在二里冈文化晚期、殷墟文化第二期这两个时期发生的青铜器变化，说明青铜器生产和相关社会生产的变化。二里冈文化晚期、殷墟文化第二期这两个时期商代社会发生了重要变化。二里冈文化晚期，商文化范围扩大，文化一致性加强，同时，青铜资源开始在长江中游地区开发。殷墟文化第二期，处于大邑商聚落群形成时期，商王朝集中式生产大大增加，形成了殷墟文化晚期繁盛的文化局面。

北京科技大学科技史与文化遗产研究院连蕙茹副教授作了题为《三星堆遗址出土青铜器铸造地研究》的报告。她对出土于三星堆一、二号坑的33件青铜器泥芯样品，以及三星堆遗址地质样品开展了岩相分析、SEM-EDS和Micro-XRF主量元素分析。根据矿物组成、粒度分布等特征，将泥芯样品分为A、B、C三组。分析结果显示，泥芯岩相和成分特征与铜器类型存在显著关联，表明其来源具有多样性，不同器类可能来自不同的铸造地。其中，对应人像、面具、神树等非容器类器物的A组泥芯，其矿物组成与三星堆遗址附近的河沙、土壤特征接近，显示出本地生产的可能性。与此不同，容器类器物泥芯（B组、C组泥芯）包含的主要矿物类型基本类似，指示了原料相近的地质来源，并且其化学成分数据与长江中下游地区青铜器泥芯的重合度较高。她认为，三星堆的非容器类青铜器可能为本地化生产，而容器类器物则可能与长江中下游地区存在紧密的联系。这一发现为理解商代青铜冶铸技术网络和区域文化交流提供了新的科学依据。

北京科技大学科技史与文化遗产研究院刘思然教授作了题为《郑州商代都邑冶铜活动新探》的报告。他指出，青铜时代的金属生产系统可以划分为初级和次级两个阶段。初级生产主要涉及从矿石中冶炼获得金属原料的过程，次级生产则指将金属原料转化为金属器物的过程。以往学界多认为夏商时期中原地区已经实现了冶-铸分离，冶炼活动主要发生在接近矿山的铜矿冶遗址，而大型城址中的作坊主要负责青铜铸造。然而，随着近年来考古新发现的不断涌现，这一将两级生产截然分离的体系正在不断受到挑战。郑州商城和小双桥遗址的考古发现表明，远离矿山的都邑性遗址也出现了大量品位较高、分选严格的铜矿石遗存，很可能被用于冶炼铜金属。他进一步基于精细化考古发掘资料开展了冶金微遗物分析，通过训练深度嵌入变分自编码器模型（VaDE）处理了海量微遗物的反射光谱（FORS）数据，筛选出了较多尺寸微小（<1cm）的铜冶炼炉渣，确认了郑州商城和小双桥遗址均存在铜冶炼活动，突破以往将商代金属初级和次级生产截然分离的解释体系。都邑与边地间的资源运输模式因此也变得更加复杂，除金属铜以外，大量的矿石也曾作为原料被进行了长距离的运输。这一发现显示商代的青铜冶金活动比以往的认知更加丰富，各个作坊内可能存在多个生产链条并行的格局，为进一步认识商代手工业的管理体系提供了新的线索。

郑州商城创新街小学（北校区）出土铜矿石

利用光纤反射光谱（FORS）分析郑州商城出土的微遗物

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秦臻副教授作了题为《商代都城水利系统的地学考古研究》的报告。他指出，近年来考古工作者在殷墟发现了大型水利系统遗存，在郑州商城内城南部也新发现若干条大型沟渠遗存。他以田野考古材料为基础，将地学考古方法作为主要研究手段，对郑州商城和殷墟的水利遗存开展了深入研究。研究发现，郑州商城内城东南部存在复杂的沟渠网络，其连通性和走向可以通过沉积物分析、土壤微形态分析以及地理信息系统等方法得以判断；若干沟渠在郑州商城晚期被强化建设，并在该时期气候变化的背景下在城市排水和应对内涝方面发挥重要作用。而对殷墟水利系统的空间分析显示，小屯宫殿区南部大型沟渠的构建，有效改变了城市原有的地表径流模式，实现了都邑内部水资源的重新调配，并影响了之后殷墟城市的规划布局。同时，这条沟渠还可能作为间隔线，与洹河共同构筑出一片相对封闭的区域以保护宗庙宫殿区，从而形成了一套区别于青铜时代其他大型都邑的防御体系。他认为，对郑州商城和殷墟开展的研究显示，两座商代都城的水利系统建设既有共性又有差异，而地学考古方法能够为古代城市水利系统研究提供新的视角。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周立刚研究员作了题为《安阳中东孟商代晚期聚落人群结构与迁徙研究》的报告。他指出中东孟遗址是位于殷墟外围的晚商时期第三级聚落。该聚落人群呈现较为明显的金字塔式结构，可以分为三个阶层：随葬青铜礼器和兵器的第一阶层（1例），随葬兵器和/或陶礼器的第二阶层（11例），随葬1件陶器或者完全无随葬品的为第三阶层（20例）。这些人骨遗存的碳氮稳定同位素分析结果显示，动物蛋白的消费水平也呈现阶层差异，与随葬品反映的阶层分化是吻合的。进一步的锶氧同位素分析结果证实，位于聚落最顶端的个体不是直接来源于本地或者王畿地区，也不是与王室有血缘关系的贵族成员，而是来自王畿北部的太行山东麓平原。其他两个阶层的个体未发现明显的迁徙现象。这一结果为研究商代晚期第三级聚落的社会结构和管理模式，以及殷墟外围人群的迁徙活动提供了重要线索。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赵安苒助理馆员作了题为《资源、权力与仪式：动物考古学视角下的商文明综合研究——以郑州小双桥遗址为例》的报告。她对郑州小双桥遗址出土动物遗存进行分析，来探讨商代中期的动物资源利用方式及其反映的社会复杂化进程。她指出郑州小双桥遗址动物群以家养动物为主，野生动物为辅，反映出该地区温暖湿润的古环境气候特征。家养动物以猪、黄牛、绵羊和狗为主，显示出成熟的饲养经济。死亡年龄分析表明，家猪应为本地饲养和消费，且具有全年性的特征；牛的屠宰高峰集中于青壮年阶段，符合以肉食开发为主要目的饲养策略。肉食结构分析表明家养动物在先民食谱中占据主导地位。骨骼表面痕迹分析显示出遗址先民对动物骨骼存在屠宰、加工与烧烤行为。此外，牛的资源利用呈现专门化倾向，除肉食之外，牛肢骨用于制作骨器，肩胛骨用于制作卜骨，牛头和牛角则出现在祭祀坑中，被用于更高等级的祭祀。她从动物考古学视角出发，探讨郑州小双桥遗址的生业经济特征，以及动物资源在仪式活动中的重要作用，为研究商代中期中原地区动物资源利用方式和社会经济发展提供了动物考古学证据。

北京联合大学应用文理学院王紫娟硕士作了题为《早商都邑所反映的夏商时期动物资源利用策略——以郑州商城宫殿区（黄委会48号院南区）出土动物遗存为例》的报告。系统分析了郑州商城宫殿区黄委会48号院南区出土的夏商时期动物骨骼，主要包括家猪、黄牛、羊、犬以及鹿、虎、貉等。她指出，遗址动物群以家养动物为主，形成了以家猪和黄牛为核心的稳定肉食供给体系；野生动物虽占比有限，但种类多样，包括貉、虎、猫等食肉动物，梅花鹿、鹿等鹿科动物，以及兔、乌鳢和多种淡水蚌类。研究还发现，猪的死亡年龄集中在6–24月龄，反映其有计划性的饲养管理与多用途开发策略。骨器分析揭示从洛达庙期到二里岗期，骨器加工技术可能经历了从传统石器切割到使用金属工具的革新。她从动物考古学角度揭示了早商都邑已建立高度依赖家畜饲养的成熟生业经济，展现出对动物资源在肉食、骨料、礼仪等多维度的系统化利用，为理解夏商时期资源管理机制与社会复杂化进程提供了重要依据。

郑州市文物局顾万发研究员作了题为《“商”字新诠——为纪念郑州商城发现70周年而作》的报告。系统梳理了“商”字自甲骨文、金文至简牍阶段的字形演变与历代学者对其构形与含义的多元解读，并对“商”字的文化内涵进行了综合性研究，提出其为一承载丰富历史、神话、文化的“一字史诗”。报告主要内容包括对“商”字的学术史的全面回顾，涵盖李乐毅、商承祚、张光直、郭沫若等学者从赏赐、度量、星象、图腾、礼器等角度所作的不同阐释，并分析了近年来张立东的“钺在几上”说与唐际根的“磬音”说等较新成果。在此基础上，引入考古图像与文献互证，指出“商”字构形与“玄鸟生商”神话密切相关。最后他总结并认为，“商”字是一个多元意涵的复合体：其无“口”字形时为玄鸟鸮的图腾表现；有“口”字形则隐喻简狄吞卵生契的神话场景，象征阴阳婚姻与始祖诞生；字形中的眼状结构既代表鸮目，也可能关联星象；而“辛”形还可解读为帝喾或刑伐之器，呼应商音属金、主肃杀的文化属性。该研究构建了“商”字作为文化载体的整体阐释框架，不仅深化了对商族起源与信仰体系的理解，也为先秦史与文明起源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与证据。

（作者丨孙丽萍 摄影丨蒋友鑫 审核丨刘海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