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10月19日下午郑州商城与夏商文明暨郑州商城发现70周年学术研讨会“分会场二：夏商文明研究新进展”在融通紫荆山宾馆2号楼4楼第一会议室举行。

分会场二上半场由郑州大学考古与文化遗产学院郜向平教授与英属哥伦比亚大学人类学系荆志淳教授主持。

分会场二上半场 主持人

南方科技大学文化遗产研究中心教授 唐际根作报告

南方科技大学文化遗产研究中心唐际根教授作了题为《都城刻度与夏商研究》的报告。提出以遗留下来的具有历时性文化遗址为刻度、以都城遗存材料为基础的相关分析方法对于先秦考古众多问题研究具有重要的借鉴与启示意义。对于商史研究而言，他认为在商史研究中殷墟对应商朝最后都邑“大邑商”已成定论，那么以殷墟都邑“大邑商”为标尺，由已知推未知，从地望、历时年代、文献记载次序、规模、文化内涵等方面将商汤立国后五次迁都的相关文献记载与依次与考古发现的郑州商城、偃师商城、小双桥、洹北商城等一系列商代大型城址相结合进行分析，从而认定郑州商城是“成汤都亳”。

复旦大学文博系教授 秦小丽作报告

复旦大学文博系秦小丽教授作了题为《夏商文明进程中的都邑与周边--辐射四方的文化互动与社会变迁》的报告。她以夏商城邑考古材料为核心进行分析，提出以二里头文化为代表的夏文化在取代新石器时代晚期陶寺、石峁等大型地域社会集团之后，进入广域王权国家，开启一体化的王国时代；而郑州商城、偃师商城、洹北商城及殷墟都邑相继建立，体现出都市文明的昌盛与繁荣，出现了技术革新带来的青铜时代和青铜礼兵器。在以夏商文明社会制度形成后，进而带来祭祀礼仪中不可或缺的甲骨文字和金文体系的确立，夏商相继的政治和文化遗产持续发展与成熟完善，真正形成强有力的广域辐射力，逐步奠定了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整体格局。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 岳洪彬作报告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岳洪彬研究员作了题为《商周时期的“重”类遗存研究》的报告。通过对甲骨文及早期金文“重”字字形演变及历史文献梳理后提出“重”之初意即为“主道”和“神之所附”的礼仪道具，即为立柱、囊橐和人形牌符的复合体，而商周遗址的考古发掘中常见的“立柱群遗存”为“重”类遗存。“重”在《仪礼》有关丧礼和丧服的记载中经常提到，为“主道也”“神之所附也”，是先秦丧葬礼仪中非常重要的祭祀设施。

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馆长 许杰作报告

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许杰馆长作了《二里岗时期中原文化对三星堆的影响》的报告。报告中将三星堆遗址青铜时代考古学文化与同期中原地区青铜文化关系变化分为二里头、二里岗和安阳三个时期。重点对二里岗时期三星堆与中原文化关系进行分析，对三星堆文化青铜文化重要元素的来源进行探讨，提出部分青铜铸造技术、纹饰纹样等来源于城固、盘龙城等遗址，同时对三星堆文化对外来文化因素的本地化转型利用进行分析，体现出三星堆先民对外来青铜技术的吸收与改进。

河南大学黄河文明与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副教授 贺俊作报告

河南大学黄河文明与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贺俊副教授作了题为《论二里头文化的早期礼制》的报告。通过分析二里头文化早期物质遗存提出该时期至少存在作邑之礼、建筑之礼、用器之礼、丧葬之礼、祭祀之礼、宴饮之礼、乐舞之礼等，这些礼制的起源至早大多可追溯到仰韶时代，但从关联性来看则是在龙山时代礼制的基础上发展而来，两者也存在较大区别。通过对礼制类遗迹进行分析，提出与遗迹有关的礼制可能主要来源于中原地区，而与遗物有关礼制则存在多非中原礼制因素，二里头文化早期礼制存在的连续性、断裂性特征与二里头文化形成背景和二里头早期国家的性质、特点有关。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助理馆员 周要港作报告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周要港助理馆员作了题为《夏商之变视野下三官庙遗址出土早商风字形铜钺研究》的报告。通过对三官庙遗址出土的风字形钺形制、铸造工艺、纹饰等分析提出该钺应是目前发现年代最早的商式钺。在夏商之际背景下，先商文化因素器物与商式钺同时出现在原受二里头文化强烈影响的三官庙遗址所在江淮地区，且三官庙遗址短时间内遭到破坏并废弃，应与商人灭夏有直接关系。商式钺在夏商之际出现在江淮地区，应是夏商之变重大历史事件在周边区域的重要反映，可视为江淮地区夏商分界的重要节点之一。

熊本大学国际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心教授 久保田慎二作报告

熊本大学国际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心久保田慎二教授作了题为《商代早期炊煮器用途的初步研究》的报告。通过对植物考古学证据及二里岗文化时期炊煮器、小麦加工工具等进行分析，提出二里岗文化时期主要食物来源应还是以粟黍为主的杂粮，小麦数量很少。同时结合陶器形态、组合、残留脂质、考古发现、灶的演变等进行分析，认为二里岗文化时期常见的炊煮器陶鬲的功能并非直接蒸煮食物，应是与灶结合作为蒸食物烧开水的锅使用。

分会场二下半场由南方科技大学文化遗产研究中心唐际根教授与科学出版社闫向东编审主持。

分会场二下半场 主持人

郑州大学考古与文化遗产学院副教授 惠夕平作报告

郑州大学考古与文化遗产学院惠夕平副教授作了题为《试论商代前期的壁龛类遗存及其相关问题》的报告。通过梳理目前发表的商代前期壁龛类遗存，认为壁龛使用在早商具有普遍性，不仅在墓葬中可见壁龛使用，其它如房址、制陶和铸铜手工业作坊、灰坑（含祭祀坑）等各类遗存中都可见到。综合墓葬研究的相关结论，提出早商时期各类日常生活类壁龛的使用很可能会对后期商人的丧葬观念习俗产生影响，推测这一时期的壁龛使用可能为特定职业人群如手工业者。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研究员 孙战伟作报告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孙战伟研究员作了题为《从寨沟遗址看中原与边疆的交流互动》的报告。结合寨沟遗址出土的大型夯土建筑群、带墓道大型墓葬、中小型墓葬、多处居址点、铸铜遗存等功能不同的遗址点以及大量车马遗存、青铜车马器、兵器、玉器、骨器、漆器、龟甲等遗物分析，认为车马遗存、青铜车马器、兵器、陶范等高等级遗物与安阳殷墟上层物质文化相同，而金耳环、蛇首匕、陶器则具有鲜明地方特色，这些相关考古发现反映出黄土丘陵地区与商王朝之间密切的经济、文化交流，以及商王朝对周边地区的强烈影响。寨沟遗址的考古发现表明商王朝通过多种手段实现对边疆地区的有效管控，是殷商国家结构和国家治理模式的的具体体现，同时大量车马遗存的发现为探索马车的东传和车马埋葬制度形成提供了关键证据。

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教授 豆海锋作报告

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豆海锋教授作了题为《论关中地区商代陶窑的两种结构传统》的报告。结合相关考古材料进行分析，他认为关中地区商式陶窑的出现是由于早商文化西进携带自身文化与技术传统而形成的；而关中平原偏北台塬或山区地带的本地文化，受技术传统及自然条件的影响，则更多采用自龙山时代以来的竖穴火膛结构式陶窑。从考古材料分析关中地区商代陶窑的分布与考古学文化分布高度重合，商文化与非商文化的陶窑结构存在明显差异，提出商文化在关中地区的分布更显自身文化因素的保守性，而非商文化则在继承传统基础上吸收外来因素并有所创新，晚商时期流行的“孙家”式陶窑就是传统继承与吸收先进技术的结果。至西周时期出现陶窑后端带有烟囱的结构，形成更加合理的陶窑技术形式。

郑州大学考古与文化遗产学院教授 郜向平作报告

郑州大学考古与文化遗产学院郜向平教授作了题为《晚商墓葬中核心酒器的套数与分组》的报告。通过对晚商墓葬随葬青铜酒礼器组合进行分析，认为晚商墓葬中铜礼器组合以酒器觚、爵为核心，通常是等量搭配，其套数多少与墓葬等级有密切关系；同时墓葬中的铜觚、爵可以根据形制、风格和出土位置进行分组，存在一定数量的铜觚、爵不等量搭配现象，这种现象的出现可能与不同种类酒的使用和不同的礼仪有关。

英属哥伦比亚大学人类学系教授 荆志淳作报告

英属哥伦比亚大学人类学系荆志淳教授作了题为《大邑商的涌现性城市秩序》的报告。通过对城市秩序概念以及殷墟的聚落、玉石雕像、绿松石雕像、贞人、不同人群、陶器、祭祀等的分析，他认为大邑商最初是先前相互分离的人群交汇地，是由一个具有不同传统、语言和身份的陌生人组成的城市。对此采取的国家策略出现的原因是对其试图治理的生成性复杂性的直接回应，反过来这些国家行为重塑了属于所有居民的大邑商的社会结构，其复杂的社会特征反映出城市生活核心的冲突、协商和共同创造的普遍过程。

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研究员 内田纯子作报告

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内田纯子研究员作了题为《小屯丙区中型墓再考》的报告。结合相关考古材料，她认为YM331墓主可能为阳甲，此墓可能为其弟盘庚迁殷之际所建。通过具体分析指出，小屯丙区中部的YM331与YM362两墓发现有属于最早时期的师组与肥笔类甲骨卜辞；两墓所在位置与丙区建筑基址关系密切，显示两墓的中轴线为整体空间布局的核心；从墓葬位置看，YM331与YM362可能为殷墟一期早段的夫妻合葬墓，随葬品的内容和等级与同时期商王相当；在YM331与YM362两墓建成后墓前的丙一基址（即祭祀场）成为宗庙与各类祭祀活动的举行场所，为后代商王继承与延续使用。

河南大学黄河文明与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讲师 董好作报告

河南大学黄河文明与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董好讲师作了题为《殷墟出土生产工具的情境分析》的报告。在对殷墟出土工具进行类型学研究和基础功能分析基础上，结合工具出土背景，她认为不同的手工业种类所使用的工具不同，在殷墟发现有制骨、制陶、铸铜、玉石等手工工坊，其内均出土有具有各自手工业特色的生产工具，进而可以结合墓葬中出土的类似工具来判断墓主的身份、职业、社会属性关系等相关问题。

（作者丨周要港  摄影丨翟超 审核丨刘海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