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8月19日上午，“国际科技考古前沿与文明互鉴”系列讲座第二讲在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会议中心成功举办。本次讲座由河南省科学技术史学会、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城市考古与保护国家文物局重点科研基地、河南省东亚现代人起源国际联合实验室联合举办，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博雅讲席教授、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赵辉先生受邀担任主讲嘉宾，讲座主题为《古国时代》。本次讲座由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副院长魏兴涛研究员主持。

讲座现场

讲座开始前，魏兴涛研究员首先介绍了赵辉先生的过往研究及主要成就。

主持人 魏兴涛

主讲人 赵辉

讲座主要从何谓“古国”、古国的产生和演进以及从“古国时代”走向“王国时代”这三个大方面展开，讲述中国文明起源和早期发展的历史逻辑与进程。

赵辉先生首先介绍了“古国”和“古国时代”提法的由来。“古国”这一名字由来已久，早在先秦文献中就有“天下万国”等相关表述，也有多位考古学者使用过此类表述。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采纳了这一概念，提出“古国时代”，年代范围约3800BC～1800BC，具体又细分为三个阶段。

从先秦文献记载揣摩上古情形可归纳出， “国”是有人口、武备、疆域、城郭和自己的信仰、仪礼、制度的“小国寡民”的地方政治实体，是构成中国社会的基本政治单位。根据目前的考古发现，龙山时代大部分地区都发现了以大型城址为中心的聚落群现象，与文献中三代前“天下万国”的景象相合。

接下来，赵辉先生重点阐述了古国发生发展的过程。

中国大地上在大约1万年前出现了农业，并形成了世界上最大的农业文化区。农业文化的基本特征是安土重迁，从而自然地形成了许多农业聚落，它们受环境约束，聚集成群，成为“聚落群”。这一时期的社会组织应是以血缘关系为纽带联结而成的集体。作为目前揭露最完整、考古研究最充分的遗址之一，临潼姜寨仰韶早期聚落的房屋陈设、出土器物等迹象表明当时社会分化并不明显，但应该注意的是，这是社会生产力低下而呈现出的平等状态。村落整体的财产呈现出的多级所有制结构，已经隐含了造成日后社会分化的各种矛盾的萌芽。

随着农业生产体系的发展和成熟，社会人口规模进一步扩大，随之而来的是无法调和的矛盾。这就要求新的社会规则的建立和权威力量的加强，社会便向复杂化加速发展。

到了公元前3800年，中国各地史前社会出现明确的变化，由此进入古国时代初期。这种变化一方面体现为自然群落内部在竞争中出现了大型中心聚落，另一方面，聚落内部社会成员之间发生了财富和地位分化，同时社会分工出现。在灵宝盆地和澧阳平原都能看到聚落群被人为整合的情况，遗址内有明显的功能区划分，公共权力也脱离家族被强调为村落的权力。这一时期最典型的社会分化案例是安徽含山凌家滩，大型公共建筑基址、墓葬祭祀区以及高规格的石钺和大量精美玉石器等随葬品，体现社会成员之间的明显分化。同时，尽管贵族社会地位和财富更高，但仍与普通成员葬在同一片墓地，并没有脱离集体，说明这种权威尚未达到凌驾于集体之上的程度。

中心聚落的出现体现出聚落群中和聚落内部的不平等关系，中心聚落作为领袖将聚落群整合成了一个整体——古国，成为参与更广泛社会政治活动的基本单位。古国的发生，意味着史前社会生活中前所未有地出了“政治”内容，从而社会发展从此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讲座现场

在这一发展方向上，到了公元前3300至2300年，社会复杂化程度更高，部分地区经过进一步的社会整合出现“古国”。良渚就是这样的超大型社会，其古城面积290万平方米，连同外城，面积800万平方米。

古城外围存在一套由谷口高坝和平原低坝组成的规模宏大的水利系统。高坝的功能拦截山地突发洪水，低坝则是通过蓄水发挥水资源管理的作用。莫角山台基、水坝、城墙、郭城的建筑材料全系山区以“草裹泥”的方式搬运而来，总土方量约1100万立方米，若按照每天出工1000人，整个工程需要连续110年建成。始于改造沼泽的这一系列明显具有统一规划设计和组织标准的庞大工程，不仅反映出良渚先民对气候、水文等自然环境的认识和高超的建造技术，也展现出良渚社会具有强大的社会组织能力和强有力的社会公共权力。

良渚的社会分工非常发达，尤其体现在手工业制造上。精美的玉器、陶器、漆器和象牙等器物，必然是由专业匠人集团完成的。社会复杂化的另一方面，是有明确阶级差别的社会分层。良渚拥有最高权力的贵族独立于家族之外，有专有墓地，大规模出土的高等级随葬器物表明其占有极其庞大的社会财富。良渚古城中有大型粮食仓储遗迹，也出土了大量与手工业相关的遗迹与遗物，大城中主要生活着各级贵族和手工业者。种种迹象表明，良渚是一座不事农业生产的手工业城市，也是根据社会分工组织起来的城市，而非农业聚落那样是一个血缘集体自然增殖的结果。

根据良渚古城人口和粮食仓储等考古材料以及人均粮食消费量、生产情况推算，理想条件下良渚要完全控制周边至少1000平方公里范围内村庄的粮食生产剩余才能维持古城的运转，那么良渚古城的实际控制区应该更大，并且物资的获取应该也不是基于完全平等的交易，可能存在税收等强制手段来控制疆域。

陶器、石器上的某些符号在良渚文化分布区各地都有发现，显示良渚应该存在初级的书写系统，这是情报和信息传递的重要途径。更重要的是良渚有发达的宗教体系。良渚玉器上千篇一律的神人兽面纹，展示的是英雄人物驯服自然的故事。从类型学上看，这个图像是良渚人的发明创造，神人兽面纹的形态在良渚人修筑大工程时最为繁缛、夸张，在社会稳定后，这些纹饰逐渐向简化和抽象发展，最后成为一个符号。这样与良渚文化命运息息相关的唯一符号，反映了良渚社会存在着认同高度一致的一神教信仰体系。

与之类似，从牛河梁遗址群的宗教活动与丧葬祭祀等现象推测，西辽河地区的红山文化至少在宗教和祭祀等方面完成了社会整合。

通过梳理良渚文化和红山文化，赵辉先生总结到：古国时代早期的重要特征是在一些文化中出现了社会集体的利益冲突，冲突从聚落群内部延展扩大到聚落群之间，也即古国之间。而当社会政治发展到这个规模时，国家便产生了。本质上，早期国家依然是血缘集体之间竞争的产物。古国之间的兼并、整合的具体原因和方式不同，中华文明进程同各地方社会的文化面貌一样呈现多元的特点。

进入古国时代晚期（公元前2300至1800年），中华文明态势发生了新的变化。这一时期，冶金技术、麦类作物和牛羊家畜这些新的生产要素的传入，成为新的推动文明发展的力量。原来不温不火的地区在这一时期迅猛发展起来，各地出现大型地方性社会，如陕北石峁文化、临汾盆地的陶寺古城和成都平原的宝墩文化等，文明化进程呈现出新格局。

中原地区自仰韶中期以来，一直持续、稳步地发展。到龙山时代甚至更早一些的时候，我们可以观察到周围各方文化的涌入，从而造成中原地区龙山时代社会的激烈动荡。这些文化也带来了不同地方的社会经验和生产经验和试验场，使得中原地区成为一个汇聚周围各地方社会先进文化和各种政治经验的蓄水池，成为一个八方辐辏的中心，从而奠定了以“中原为中心”的历史趋势的基础。

在这样的基础上，公元前1800年前后，二里头文化兴起。二里头文化的疆域并不大，但二里头文化在继续吸纳周围文化和人口的同时，其自身的影响也辐射到全国，到达各农业边缘地区，如屡见于边远地区的牙璋这一制度性物品体现的是中原的制度和思想的传播和扩散，这是前所未有的现象。所以说，二里头文化初具中央王朝气象，也是从这一时期开始，开启了以中原为中心的政治进程。

赵辉先生的系统阐述，基本廓清了中华文明起源和早期发展的过程。古国产生的基础是以血缘集体为单位的农业社会，虽然各地区表现不同，但中华文明发展的基本路径是相似的，即最有实力的血缘集体在从古国的建立进而走向国家的各级竞争中胜出。这进而导致了中国社会的政治方向——家长式的集权治理，也即中华文明的基本走向。农业文化地区中心的“天下”观也应运而生，即先秦文献中认为上古时期便存在的内外服制度，这种制度产生的向心效应将各区域文化不断融入进自己体系中，最终形成以中原为中心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这也是史前的文明化进程对日后中国历史发展的直观表达。

最后，赵辉先生强调，学习历史重要的是理解其中的逻辑过程，这个过程可以用来解释今天。只有理解了这一点，我们才能拥有真正的民族自信、文化自信和历史自信。

讲座结束后，魏兴涛研究员对本场讲座内容进行简要总结，对赵辉先生带来的精彩讲座表示感谢。

现场交流

在讲座后的交流互动环节，赵辉先生一一回应与会人员的提问，大致内容如下：

问题1：5300年前是古国早期和晚期的分界点，在这个时间节点，中国不同地区的文化圈都发生了文化变迁，这个时期的双槐树遗址和南佐古城都和轩辕皇帝传说相关联，想请教您怎么看轩辕皇帝传说和5300年前这个时间节点关系？

答：这个问题极其复杂。长期以来中国有一套自己的古史传说体系，近一百多年来也发展出一套考古历史体系，这两个体系的结合将是一个长期的任务。目前，这其中众多方法论的问题仍有待解决，还没有形成系统的、鲜有争议的工作方法来运用古史传说。正如徐旭生先生所言，传说中有其合理的内核，他通过整理古史传说材料提出存在“上古三大集团”，考古的划分比之更细，虽然三大集团中的故事性内容无法落实，但是我们相信，自黄帝以来的故事应该也不完全是建构的。

问题2：宗教文化在良渚文化中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您将古国时代晚期的中原比作汇聚各地方文化、经验的蓄水池，为什么中原的宗教没有像良渚那样在社会中占有重要地位？

答：良渚文化的宗教信仰是高度统一的神人形象，这是良渚族群自己的英雄人物。但当各地社会汇入到中国文明发展的洪流中时，地方性的内容会被淘汰，进而寻求更适合整体发展的方向。农业社会中最主体的崇拜是祖先崇拜，这与权力、王位、社会整体发展和血缘集体间的竞争相关，因此这样的祖先崇拜不会是普遍的，也就不会形成统一的宗教，那么也就不会产生围绕统一宗教的意识。

问题3：古国和酋邦有什么关系？是否是一回事？

答：酋邦的概念是基于普世进化的角度。在考古上我们一般用古国，因为我们讨论的是中国各地区特定的历史过程，并且在我们研究区域范围内，各地区的古国各有自己的特点，这些特点也将是以后中国考古学、历史学研究的重要方向。只有将这些特点搞清楚了，才能明白它们在融合的过程中、在汇成中国文明的进程中淘汰和继承发展了那些特质。正是基于这样的考虑，我们才觉得使用“古国”这个词能保留中国自身的特点，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中国历史发展的逻辑，也为讨论问题保有余地，而不是跳入社会进化论的窠臼中。

合影

最后，全体参会人员再次向赵辉先生带来的精彩演讲表达了诚挚的感谢。

（作者丨罗亚豪  张小虎  摄影丨 翟超 孙静祎  李玉杰  审核丨刘海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