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8月13日，由郑州中华之源与嵩山文明研究会主办，郑州嵩山文明研究院、郑州市大河村考古遗址公园、郑州天中书院承办，郑州市嵩山文明研究基金会资助的大型公益文化讲座“天中讲坛·中华文明探源”系列讲座在郑州市大河村考古遗址公园报告厅举办。复旦大学特聘教授，现代人类学教育部重点实验室主任，国家杰青、教育部青年长江学者王传超教授带来《古基因组学视角下“华夏”与“四夷”的融合发展历程》的专题报告。

一 问题意识：从“西来说”到“多元一体”

报告伊始，王传超教授以近代“中国人种西来说”为引，回顾了拉克伯里、安特生等人将中华民族和中华文明解释为外来输入的学术背景，指出近代中国在民族危亡之际对“我们是谁、从哪里来”的文化焦虑。与此相对，殷墟考古的发掘曾极大提振了文化自信。进入21世纪，古基因组学技术突破使得“以骨为书”成为现实，通过提取、测序、比对数千年乃至上万年前的人类遗骸DNA，可以直接观测史前人类的起源和迁徙，可以为“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的形成提供前所未有的科学证据。

二 古基因组学：解析民族融合的技术利器

古基因组学研究是以分子生物学技术为基础发展起来的一个跨学科领域。通过结合考古学、历史学、语言学和古生物学等知识，能够分析古代生物的谱系、分子演化理论、人类的起源和迁徙、动植物的家养和驯化过程等。王传超教授在讲座中系统展示了古基因组学实验的全链条，在实验技术层面，古基因组学研究需经过严格的样本筛选、超净实验室中的DNA提取与建库、人类特异性探针杂交捕获，最终通过高通量测序平台完成文库的测序。数据分析则需通过生物信息学工具进行严格的质控，比如去除污染序列、校正古DNA损伤模式，并进行群体遗传结构分析。

中国古基因组学研究虽起步较晚，但近年来发展迅猛。2017年时，国内发表的古人基因组仅1例，而现在国内已有十余家科研机构建立古DNA实验室，累计发表东亚古人基因组近千例，其中王传超团队署名发表的占比超一半，其公布的古DNA实验和数据分析完整流程、开发的ADGAP在线数据库与分析平台等降低了研究门槛，也推动了考古学与遗传学的交叉融合，为解析“华夏”与“四夷”的融合提供了技术支撑。

三 黄河流域：华夏“核心奠基”的遗传主干

“华夏”作为中华民族的主体，其遗传根源可追溯至黄河流域的新石器时代农业人群。河南仰韶村遗址的8例古人基因组数据显示，仰韶文化与龙山文化人群的遗传成分高度相似，均以黄河中游农业人群基因为主。站马屯、大河村、余庄、瓦店、王城岗、南洼和鹿寺西等遗址的研究进一步证实，中原地区人群的遗传结构从仰韶、龙山到二里头文化再到商周和历史时期都未发生断裂，实证了黄河流域中上游新石器时代中晚期农业人群在遗传上的连续性。现代汉族也有87%—91%的遗传成分可追溯至黄河流域这些早期粟黍农业人群，而剩余成分则主要来自于长江中下游新石器时代稻作农业人群。中华文明一脉相承，具有鲜明的连续性，中华文明是世界古代文明中唯一始终没有中断、连续发展五千多年的文明，其根本原因应该是中华民族的遗传连续性，人群没有中断，文化才能传续。

同时，研究揭示了黄河流域农业人群的扩散路径：他们作为汉藏共同祖先，经多向迁徙（南、东、西北、东北、青藏高原），与周边人群持续融合，比如四川成都平原宝墩文化高山古城遗址和云南剑川县海门口遗址两支古代人群主要由古代黄河流域的粟黍农业人群（约90%）与和平文化的采集狩猎人群（约10%）混合形成的。黄河流域农业人群的迁徙和融合形成“核心奠基—多元融合”的中华民族遗传格局，实证了中华文明“区域起源—广域辐射”的进程。

四 华夏与东夷：从东西对峙到基因融合

东夷，我囯古代中原对东部各部落的统称，一般认为东夷人群起源于距今8300年前的后李文化，后又经北辛文化、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岳石文化等发展而来。1930年代, 傅斯年先生在《夷夏东西说》中认为华夏和东夷“因对峙而生争斗，因争斗而起混合，因混合而文化进展”。

古基因组研究显示，大汶口中晚期焦家遗址先民约60%遗传成分来自黄河中游仰韶文化粟黍农业人群，40%来自山东本地人群，表明仰韶农业人群东迁参与了黄河下游的新石器化过程。山东大汶口时期的其他遗址的古人也主要是由黄河中游农业人群（58.6-100%）和部分山东本地采集狩猎人群、中国南方古代人群三种祖先成分混合形成。在龙山时期，山东人群比较稳定，基本上（85.2-100%）继承自山东本地的大汶口文化人群，比如丁公遗址的古人基因组显示出中原人群的遗传影响。商周时期，中原人群进一步迁入山东，与东夷人群融合。非常有趣的是，与周王室关系密切的诸侯国境内的人群有更多中原人群的血统，如靠近齐国都城临淄的两醇和靠近薛国都城的东康留，而本地东夷诸侯国境内的人群有更多山东本地人群的血统，如靠近莱国都城归城的西三甲。至秦汉以后，山东古代人群的遗传结构与现代山东人群基本一致，体现了长期的遗传连续性。

王传超团队还联合山东文物考古研究院对山东临淄从战国到汉代的医疗中心、青蓝府、闻韶北、徐家村东、宙和遗址等出土人骨进行了大规模的筛查和基因组测序分析，并没有发现西方高加索人种的基因混合，回应了25年前Molecular Biology and Evolution上发表的“2500年前的临淄人遗传上非常接近现在的欧洲人”的观点。事实上，临淄古人从遗传上还是与中原人群一致并保持着长期的遗传连续性。

五 北狄汉化：游牧与农耕族群的基因互鉴

北狄泛指古代北方少数民族，战国后主要指匈奴、鲜卑等游牧民族。古基因组学研究揭示，北狄的遗传基础为“古东北亚支系”—这一人群自1.4万到8千年前起就已广泛分布于蒙古高原至贝加尔湖和黑龙江流域，与后世蒙古、通古斯语人群存在强遗传连续性。

匈奴人群的基因组显示，匈奴主流成分来自于古东北亚支系，也混合了东欧草原游牧人群的血统，晚期匈奴还混入了汉人的基因流。鲜卑人群遗传上也起源于黑龙江流域的“古东北亚支系”，南下后与当地居民融合，如北周武帝宇文邕的基因组显示其祖源包含东北亚和黄河流域农业人群成分。唐代长安城及山东聊城傅大门墓地的古人基因组，进一步揭示了丝绸之路中东西方人群的交流与胡人汉化历程。

六 西戎融合：西北族群的华夏化轨迹

西戎是上古时期活动于西北地区的非华夏部落，东周时期的“西戎八国”主要分布在陕、甘、宁地区。对甘肃漳县墩坪遗址、张家川马家塬墓地、六八图遗址和尖川遗址等西戎文化古人基因组的研究表明，西戎的遗传基础为本地寺洼文化人群，而寺洼人群约40%-65%成分来自于仰韶文化相关人群，35%-60%来自古东北亚支系，表明西戎从起源便与华夏存在深度关联，同时又受到了“古东北亚支系”的影响。现今甘青地区人群也携带大量与寺洼样本相关的遗传成分，体现了西戎与华夏的长期融合。

七 南蛮（百越）源流：长江以南的族群融合

“南蛮”涵盖长江中下游及华南的百越族群，其与华夏的融合是南方民族形成的关键。长江中下游及华南地区的族群研究显示百越族群（包括大陆的壮侗语人群和台湾及东南亚的南岛语人群）的遗传起源可进一步追溯到长江中下游地区新石器时代的稻作农业人群。通过对距今8000—2000年前的福建奇和洞、昙石山、溪头村，以及台湾的亮岛、锁港、汉本和公馆等众多考古遗址的古人样本进行DNA提取和测序分析，发现无论台湾古代人群还是现代台湾南岛语族与大陆华南地区壮侗语人群和福建古代人群共有的等位基因远超其他东亚人群，这表明壮侗语人群与南岛语族同源。这是以科学证据系统反驳台独分子的“南来说”错误观点，深刻铸牢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巩固民族团结和促进祖国统一大业赢得国际舆论话语权。

在西南地区，贵州大松山墓群主体人群的基因组显示，该人群至少在宋朝时期已受黄河流域人群显著影响，相关遗传成分高达约65%。广西地区元朝后期至明朝的崖洞葬古人与现代的苗瑶人群尤其是和墓葬地点最近的白裤瑶族有非常紧密的遗传学联系，推测这些古人是现代苗瑶语人群的祖先，同时还受到了来自中国北方人群的遗传影响。壮侗、苗瑶等华南地区现代少数民族的基因组进一步证了其广泛受到黄河流域人群的遗传影响，体现了南方族群与华夏的深度融合。

八 多元融合铸就中华民族共同体

从炎黄传说到现代中国，“华夏”与“四夷”的融合从未停歇。以仰韶和龙山文化为代表的黄河流域新石器时代农业人群奠定了中华民族的遗传基础，他们的迁徙扩张以及与周边族群的融合发展，共同勾勒出“华夏”与“四夷”通过基因融合与文化互鉴最终形成多元一体中华民族的复杂历程。古基因组学不仅重建了史前人群迁徙的时空坐标，更以跨学科的实证路径回应了民族认同的核心命题。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九次集体学习中所强调，“我们运用生物学、分子生物学、化学、地学、物理学等前沿学科的最新技术分析我国古代遗存，使中华文明探源有了坚实的科技分析依据，拓展了我们对中国五千多年文明史的认知。”王传超教授的讲座通过古基因组学的创新视角，让中华民族融合发展的历史在分子层面“重见天日”，增强了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和向心力，为理解中华文明的连续性与包容性提供了全新维度。

（转自：考古遗产微信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