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加强我国动植物考古学研究的交流与合作,推进学科基础建设和方法创新,促进动植物考古学研究的交叉融合,进而为建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考古学贡献力量。2024年10月21日,“2024中国动植物考古学大会暨第十三届中国动物考古学术研讨会、第十一届中国植物考古学术研讨会”在郑州开幕。
本次会议由中国考古学会动物考古专业委员会、中国考古学会植物考古专业委员会、河南省文物考古学会、河南省科学技术史学会主办,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郑州大学考古与文化遗产学院、动植物考古国家文物局重点科研基地承办。研会共94 个学术报告,41 个海报展示。
海报展讲(共41张)
PART1海报
郑州师范学院历史文化学院文博系郭嵘溱作了题为《郑州地区史前农业复杂化进程的考古学研究》的海报展讲。他认为,农业复杂化、生复杂化,与经济复杂化、技术复杂化、认知观念复杂化等概念对于认识和理解新石器时代至早期青铜时代文化格局与社会演进脉络具有重要作用。通过对已刊植物遗存、动物遗存的综合研究,为了解时人农业经济和聚落生活提供了重要证据,更多更新更深的认识有待今后的考古发现加以补充。
PART2海报
山东大学考古学院靳桂云作了题为《两城镇遗址龙山文化(2500-1900BCE)聚落农业管理策略》的海报展讲。炭化植物遗存和植硅体证据显示,两城镇遗址农作物以稻(Oryza sativa)为主。聚落农业管理策略的研究,主要涉及农作物种植方式和谷物收获加工方式等内容。在前人相关工作基础上,本研究采用植硅体方法,用S:F(代表敏感型植硅体与固定型植硅体比值)和C:H(代表农作物加工的茎叶和稃壳)两个指标,分析两城镇遗址农作物种植和加工策略。分析样品来源于2018年发掘区比较明确的家户区(有房址55个和灰坑77个,灰坑填土以日常生活垃圾为主),植硅体分析样品来源于灰坑。分析结果显示:两城镇聚落的在稻作农业和作物加工活动中投入了较少的集体劳动,具体表现在:(1)旱稻生产。S:F值表明两城镇种植的可能是旱稻。说明其在稻作农业生产上投入了较少的集体劳动。(2)分散加工。C:H值表明两城镇逐渐倾向分散加工的策略,逐渐增多的早期加工活动说明采样区居民倾向于将收割回来的作物储存起来,在日常活动中逐渐少部分地处理。
PART3海报
山东大学考古学院吴雨遥作了题为《植物微体遗存分析揭示日照苏家村遗址龙山时期植物资源利用策略和石器功能》的海报展讲。鲁东南沿海地区在龙山文化早中期(4600–4200 cal BP)出现了以两城镇和尧王城遗址为中心的早期国家,集约化农业和专业化石器生产是龙山社会高度发展的标志。然而,该区域以往的考古研究多集中在龙山文化中心聚落,对中小聚落的研究相对较少,这些基层聚落的生业经济和石器功能状况至今仍不甚清晰。石器表层残留物中的淀粉粒和植硅体组合不仅能为其功能研究提供直接的实物证据,而且也可为探讨遗址植物资源利用特征提供全新视角。日照苏家村遗址是鲁东南沿海地区一处龙山文化时期的基层聚落,本研究对苏家村遗址17件石器表层残留物进行淀粉粒和植硅体分析,发现了粟、黍、水稻、块根块茎和大麦属植物淀粉粒遗存,同时发现了黍、水稻植硅体和常见于植物茎叶中的植硅体类型。通过量化分析,并结合其他考古学证据,认为粟、黍和水稻是苏家村遗址先民主要的植物性食物,稻旱混作农业是遗址主要的生业模式。遗址石刀和石镰主要用于收割农作物,偶尔也用于刮削或切割块根块茎类食物;石磨棒的功能是碾磨谷物而非给谷物脱壳;磨石在用作打磨石器之外,偶尔也用作研磨植物的工具。
图一 苏家村遗址出土石器
图二 苏家村遗址石器表层残留物中提取的淀粉粒类型
图三 苏家村遗址石器表层残留物中提取的植硅体类型
PART4海报
西北大学曹家凤作了题为《陕西泾阳大堡子汉墓出土植物遗存分析》的海报展讲。陕西泾阳大堡子墓地是西汉长陵邑周边的墓葬群,出土遗物丰富,对于研究西汉帝陵周边墓葬制度具有重要意义。本研究对2021年墓葬出土陶具内的各类残留物进行种子遗存、植硅体及淀粉粒分析,表明西汉时期大堡子先民的农业生产应是以粟作农业为主的多作物利用体系。本研究为了解关中地区汉代谷物随葬传统和粮食种植发展等研究提供了新的资料。
PART5海报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崔启龙作了题为《陕西凤翔六营遗址炭化植物遗存研究》的海报展讲。该研究以秦雍城地区六营遗址出土的炭化植物遗存为材料,重点分析了战国中晚期秦国中小型聚落的生业方式和农业发展状况。通过与关中地区先秦时期以及东周时期黄河流域其他遗址的数据进行对比,发现以六营遗址为代表的关中西部地区先民保持着北方旱作农业的传统,对麦类作物的利用达到了较高的水平,这种生业方式应与自然环境、生活传统和政治环境有关,也与早期秦人重视麦作农业的生业经济模式有密切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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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大学杨梦慧作了题为《河南焦作李屯遗址出土炭化植物遗存研究》的海报展讲。通过对于河南焦作李屯遗址出土炭化植物遗存的深入研究,对研究豫北地区史前社会与生业经济的关系有重要意义。通过对该遗址进行采样和浮选工作,获得了较为丰富的炭化植物遗存。经鉴定后发现,该遗址的炭化植物遗存主要包括稻、小麦、大豆、黍和粟这几种农作物以及豆科、黍亚科、禾本科和藜属等不同种类的杂草种子以及少量核果果核残块。运用统计学方法对浮选结果进行分析后发现,该遗址出土农作物的种子不少,且以粟和黍数量最多,稻和小麦次之,可以说明先商时期的李屯遗址先民农业生产是以粟和黍为代表的旱作农业为主导,稻和小麦处于辅助性地位。从李屯遗址出土农作物的构成情况来看,认为可能当时的中原地区传统粟作农业受到了影响,但并不未改变其在农业生产中的主导地位,当时的农业应该正处于单一作物种植制度向多种农作物种植制度的转变过程的早期阶段。
图一 农作物种子和非农作物种子数量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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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师范大学王泽丽作了题为《动植物考古证据揭示的长江下游地区新石器-青铜时代(11000-2300 BP)生业经济及其影响因素研究》的海报展讲。长江下游地区作为世界上稻作农业起源中心地之一,其稻作农业起源、发展过程及其背后的驱动力一直是学者关注的热点问题。但是,该地区长时段的生业经济发展轨迹及其影响因素仍存在争议。研究结果表明,11000-6000 BP,该地区古人类的生业经济以采集、狩猎和渔猎经济为主,并辅以水稻种植;6000-4000 BP,古人类的生业经济开始转向以稻作农业生产和饲养家畜为主,并辅以采集、狩猎和渔猎经济;4000-2300 BP,古人类的生业经济又转向为以多元农业和狩猎经济为主,并辅以采集、饲养家畜和渔猎经济。地形、地貌、气候、海平面和人口数量等多种环境和社会因素共同影响作用了长江下游地区新石器-青铜时代先民的生业经济形成。本研究为了解长江下游地区长时段生业模式发展轨迹及其驱动因子提供了详细的证据,加强了我们对古人类-陆地-海洋间相互作用关系的理解。
图1长江下游地区新石器-青铜时代已开展动植物考古研究遗址分布图
图2 11000-2300BP长江下游地区系统植物考古遗址出土的农作物遗存、采集类植物遗存和其他植物遗存的比例
图3 11000-2300BP长江下游地区动物考古遗址出土的家养动物类、狩猎动物类和渔猎动物类的NISP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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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大学考古学院武莹莹作了题为《食物资源分析视角下的环太湖地区新石器时代的生业、环境与社会》的海报展讲。以食物资源分析为切入点,在系统整理环太湖地区新石器时代植物考古、动物考古、人骨稳定同位素分析和残留物分析数据的基础上,利用多种定性和定量分析方法,结合古环境和考古学证据,对生业经济、环境变化与社会演进之间的相互关系进行了探讨。结果显示,新石器时代(7.0-4.3 ka BP),环太湖地区具有适宜的气候和稳定的淡水湿地环境,为人类提供了38类可食动植物资源。农业是重要的摄食手段,但水稻耕作和家畜饲养(高度依赖家猪)呈非均衡发展模式:利用湿地生态发展起来的水稻耕作一直是主导性的生业经济,野生植物采集虽然普遍多样但占比较低;而家畜饲养在马家浜文化和崧泽文化约两千年的时间里不能提供充足肉食,捕捞淡水动物和狩猎野生哺乳动物是主要的肉食经济,直到良渚文化时期,饲养的家猪才成为主要的肉食来源。可以说,环太湖地区仅基于湿地生态资源和单一水稻耕种,便在崧泽文化时期进入了以稻作生产为主导经济的农业社会,并率先开启社会复杂化进程,最终在良渚文化时期发展出早期文明。这种独特的文明演进路径和社会发展过程,对现今以资源可持续发展为主题的生态文明的建设与实践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图1 Temporal changes in the relative proportions of crops and domestic animals consumed by the Neolithic people in the area around Taihu Lake.
图2Bar chart of Shannon-Wiener and Simpson diversity values for Neolithic plant and animal foods for each period in the area around Taihu Lake.
PART9
海报
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院姜孖娴作了题为《广西越州木材资源利用研究》的海报展讲。越州故城位于广西壮族自治区钦州市浦北县,是南朝时期该地区的州治治所。研究表明,越州先民主要利用遗址周边的树木资源,少数品种可能来自较远的西北山地高原;先民更偏向于选择常见种木材,反映出其特殊的采集和利用木材的策略和方式。越州故城出土木炭所反映的木材来源、木材选择的信息和因材施用的特点,为探讨岭南地区汉晋时期的木材资源利用模式提供了崭新材料。
PART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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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师范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张涛作了题为《成都平原互助社区遗址农业活动的综合研究》的海报展讲。该研究主要针对互助社区遗址出土的植物遗存进行鉴定与分析,通过鉴定农作物的种类,明确农作物的组合、种植结构;测定农作物的年代,确定农业活动的年代框架;多个指标综合研究,查看农业活动的强度、方式。由于互助社区遗址的特殊性,是春秋时期少见的遗址点,通过对该遗址农业活动的研究,可以丰富成都平原从十二桥文化向历史时期过渡这一关键时间段的古农业研究资料。在2023年发掘期间,对遗址进行了系统的采样和浮选,采样单位涉及灰坑、灰沟、墓葬等遗迹单位,共釆集土样169份,容量为1908.5L,平均每个样品采集土样为11.29L。考古发掘中植物遗存的获取和分析,大致遵循土壤样品采集——植物遗存提取——植物遗存鉴定——量化分析等步骤。在这一批炭化植物遗存中,发现了稻、粟、黍、小麦4种农作物。此外,野生植物有禾本科、藜科、苋科、唇形科、菊科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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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农业大学农业考古研究中心钱莹玉作了题为《魏晋时期徐海地区农业结构研究——以下邳故城遗址农业考古研究为例》的海报展讲。徐海地区北靠海岱、南倚江淮、西接中原,自古就是南北政治、经济和文化交流的重要通道,=该时期是以粟为主要农作物的旱作农业种植模式。本文研究基于徐海地区徐州睢宁下邳故城遗址的农业考古研究结果,结合历史文献记载,对徐海地区魏晋时期的农业结构及其与地缘政治的关系进行了探讨。徐海地区魏晋时期这种农业结构的形成可能受到当时地缘政治的影响,在社会政治格局和社会结构发生变革的重要时期,徐海地区作为军事战略要地,军屯粮食需求大,多品种农业种植制度可以保证粮食的产量需求,与此同时,产量较高的水稻作物可能更受古人的喜爱,因而其是作为主要农作物进行种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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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大学文化遗产研究院褚黎明作了题为《鲁北地区龙山至汉代农田管理措施探究——农田肥力和水分状况的同位素证据》的海报展讲。鲁北地区植物考古成果丰硕,学界不仅已经理清了新石器时代以来该地区农业结构的特点,还对农业在该区域政治、经济以及文化发展、转变过程中的重要作用有了较为深刻的认识。但目前关于农田管理的已有研究多是基于工具用途的推测、文献的记载以及农田遗迹的观察,难以知晓各作物的具体管理方式,稳定同位素方法能够一定程度上填补过去相应研究的不足。本研究选取了鲁北地区七处不同时期(龙山文化至汉代)植物考古工作开展较好、出土植物遗存丰富的遗址的炭化植物遗存作为研究材料,通过碳、氮稳定同位素测试、分析,为讨论鲁北地区自龙山至汉代的农田管理提供了有力证据。研究发现至迟在龙山文化时期,鲁北地区的粟、黍的耕种已经形成了较为成熟的管理体系,小麦的种植和管理到汉代也已趋于成熟。本研究是国内首次用稳定同位素的方法对一个地区的农田管理策略进行长时间段的研究,对我们了解古代农业技术的发展有重要意义。
图一 材料方法与遗址背景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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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大学文化遗产研究院陈胤龙作了题为《河北武安赵窑遗址商代植物考古的初步结果与分析》的海报展讲。豫北冀南地区位置关键,在早期国家发展阶段扮演重要角色,为进一步了解其商时期农业发展状况,选取赵窑遗址进行植物考古研究,尝试对其农业经济进行解读,揭示作物结构、农业生产、加工、储存和消费等信息,并在区域对比视角下,对商时期中原地区内部作物结构差异进行阐述和分析,反映出商代政治、社会、自然环境和文化传统多重因素对农作物结构的塑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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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历史学院刘洋作了题为《北方地区新石器晚期至青铜时代石城遗址的生业研究——以林遮峪遗址植物考古研究为例》的海报展讲。北方地区石城在庙底沟二期初兴并延续至夏商时期,主要分布于晋陕蒙交界区,可能具有军事和贸易的功能。晋西北黄河东岸的林遮峪遗址地处石城带中心区域,时代涵盖了石城兴盛至衰退的阶段。炭化种子和植硅体等植物考古研究方法表明,林遮峪遗址选择了以粟为主的旱作农业,农作物结构长期稳定,同时积极利用周边其他植物,例如,该遗址发现了中国最早的亚麻属植物。在统计北方地区石城遗址从新石器时代晚期至青铜时代植物考古研究的基础上,结合已有的动物考古和同位素研究结果,认为北方地区石城遗址的居民食物结构相似,旱作农业和畜牧业兼营,辅以狩猎和采集。石城遗址先民积极适应和改造自然和社会环境,为经济的活力、社会的稳定与群体凝聚力提供了基础,推动了社会的进一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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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大学考古文博学院靳佳琦作了题为《X射线成像技术在动物古病理研究中的初步应用》的海报展讲。总结了国内外X射线成像技术在动物古病理研究中的应用现状,并在传统形态观察的基础上,进一步借助影像学检查法,对伊林驿站遗址出土的骆驼病变骨骼进行X射线检查,通过观察骨骼形态、结构和密度来诊断病变类别,尝试为动物古病理学研究提供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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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州大学马玺等人与日本北海道大学江田真毅教授、中部大学渡部展也教授等联合作了题为《从GIS来看中国古代家鸡的出现与扩散》的海报展讲。Least Cost Paths analysis是 GIS 中的一种距离分析工具,它使用最小成本路径或两地之间对人类而言成本最低的路径来确定起点和终点之间最具成本效益的路线,并可基于数据密度表现辐射范围,其作为一种地理空间分析工具,有助于理解古遗址之间的空间布局、交通网络及其与环境的相互关系。文章结合遗址信息与GIS技术对重要遗址间的传播路线选择以及家鸡的扩散等问题做了一些新的尝试性分析,并重点关注红原鸡的生态分布与家鸡扩散趋势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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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市文化遗产保护中心王逸凡作了题为《西北地区龙山时代家养绵羊的古DNA研究初探》的海报展讲。该研究对我国西北地区龙山时期的六个遗址所出土的42例羊骨样本进行了分子考古学研究,通过高通量测序成功获得了其中13例样本的线粒体全基因组序列并与Genbank中的羊亚科动物线粒体全基因组序列进行比对分析,确定了这13例羊骨样本的种属,其中12例样本为绵羊(Ovis aries),1例样本为山羊(Capra hircus)。并对获得的12例绵羊线粒体全基因组序列进行了进一步的系统发育分析、主成分分析和中介网络分析。三种分析的结果相互一致,均表明在本次实验的12例龙山时代绵羊样本当中,有8例属于绵羊线粒体世系A,4例属于绵羊线粒体世系B。这与中国现代家养绵羊以线粒体世系A为主,但也有低频世系B存在的情况相一致。对似然树的进一步分析表明,实验样本当中,存在与多种现代中国和欧洲家养绵羊在母系遗传上关系较为紧密的个体。中介网络分析的结果显示,存在龙山时代的绵羊样本与中国现代家养绵羊共享单倍型的现象。这些分析结果都表明从龙山时代晚期到现在,中国家养绵羊的母系遗传结构相对稳定,与西方的交流最晚在龙山时代晚期之前已经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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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考古研究院贾尧作了题为《兴县碧村遗址小玉梁台地出土骨蚌制品制作工艺研究》的海报展讲。2015年至2018年,山西省考古研究院联合山西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兴县文化和旅游局对兴县碧村遗址小玉梁台地进行了连续发掘工作,遗址主体年代为龙山晚期,出土遗物以陶器和石器为主,另有一定数量的骨器、玉器和铜器。本研究对小玉梁台地出土的95件骨蚌制品做了系统梳理,器类分生产工具、生活用品和装饰品三类,均为小型器类。骨蚌制品的加工注重实用性,不同的器型在选料上存在一定的倾向性,未形成专业的骨器加工产业链,呈现“因材作器”为主的生产模式,其制骨手工业应为家庭式小作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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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大学考古学院侯寿玉作了题为《山东莱州吕村遗址2021年出土动物遗存研究》的海报展讲。吕村遗址位于烟台市莱州市平里店镇吕村北,西南距莱州城区约15公里。2021年山东大学考古学院、烟台市博物馆、莱州市博物馆联合清理遗址大汶口文化晚期至龙山文化早期遗迹572处,包括环壕、围墙、房址、祭祀坑等。吕村遗址是胶东地区目前发现的规模最大的史前聚落,是莱州湾地区的高等级、核心性聚落。本文以吕村遗址2021年出土的动物遗存为研究对象,开展种属鉴定、量化统计、死亡年龄结构、肉量估算等研究,综合探讨了吕村遗址古代动物群面貌、古环境、古代人类与动物的关系及古代人类的行为。研究结果揭示了先民的家畜管理能力与狩猎策略,为探索吕村遗址的社会组织能力和资源管控机制提供了一定线索。
PART20海报
山东大学考古学院赵佳滢作了题为《山东章丘城子崖遗址出土动物遗存研究》的海报展讲。城子崖遗址位于山东省济南市章丘区,是龙山文化至岳石文化时期一处重要的大型中心聚落城址。2013-2017年,遗址内发掘出土龙山文化及岳石文化时期动物遗存共六千余件。本文以城子崖遗址出土龙山及岳石文化时期出土动物遗存为研究对象,运用动物考古学方法了解遗址内动物群构成,进一步探讨家畜饲养、生业经济、遗址内经济策略的历时性变化等问题。
PART21海报
郑州大学考古与文化遗产学院李凡作了题为《三门峡小交口遗址动物资源利用初探》的海报展讲。小交口遗址是豫西晋南地区一处重要的龙山文化时期遗址。对该遗址出土动物遗存的研究表明,动物种类以猪、梅花鹿、狗、普通牛、绵羊为主,还有少量其他野生哺乳动物、软体动物和鸟类。先民的肉食来源主要依靠家养动物,饲养活动所提供的肉量大概率可供日常生活所需,狩猎捕捞所获肉食作为补充。除了肉食之用,还发现有骨、角、蚌器和骨坯料、废料、半成品等,但出土数量较少且分布较分散。
PART22海报
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院郭亚菲作了题为《西安羊元遗址龙山时期出土动物遗存研究》的海报展讲。羊元遗址位于陕西省西安市长安区羊元村村南,处于细柳原南部原面,属于郭杜三级阶地和细柳原二级阶地。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院和洛阳考古文物保护院于2019-2020年对羊元遗址进行了发掘,该遗址动物遗存丰富,为我们认识和了解关中地区龙山时期的动物群组合以及人们利用动物资源情况补充了新的材料。
PART23海报
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宗天宇作了题为《陇山地区公元前一千纪的动物资源利用策略——以遇村遗址出土动物遗存为例》的海报展讲。遇村遗址位于陇山以东,是一处公元前一千纪与周人有关的大型聚落遗址,遗址以周文化为主体。研究聚焦于该遗址居民与动物资源开发相关的生存策略,并深入分析了动物种属结构及主要家养动物的死亡年龄特征。通过系统的比较研究揭示了陇山地区不同文化群体在动物资源的选择与利用方面具有一定的共性,陇山地区整体表现出较为一致的特征。同时陇山地区与黄河中下游地区的同时期遗址在动物资源利用上存在明显差异,这些差异可能更多地受到环境条件的影响,而非文化因素。该项研究填补了陇东地区东周时期生业经济研究的空白,为理解公元前一千纪人类与自然环境的互动提供了新的视角,并强调了环境因素在塑造古代生业方式中的关键作用。
图1 遇村遗址典型动物标本示意图
图2 遇村遗址家猪的死亡年龄结构
图3 遇村遗址羊的死亡年龄结构
图4 各遗址海拔与比值(NISP)的散点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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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李傲作了题为《焦作府城遗址出土动物遗存研究》的海报展讲。焦作府城遗址位于河南省焦作市府城村西北,地处太行山南麓,发现有早商时期城址和宫殿基址,是商代雍邑、周代雍国所在。2014年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再次对该遗址进行发掘,发现有二里头文化时期、商代、西周、汉代四个时期的遗迹,共出土5800多块动物骨骼,为认识太行山南麓地区早期生业经济变迁提供了新材料与新视角。
PART25海报
山东大学考古学院徐佳琪作了题为《安徽固镇垓下遗址2021-2022年度出土动物遗存》的海报展讲。2021-2022年,山东大学等单位对垓下遗址进行了考古发掘,出土了大汶口-龙山过渡期,周代和汉代三个阶段的动物遗存。根据目前的整理情况,大汶口-龙山过渡期出土了一定数量的动物骨骼,主要包括猪、牛、大型鹿等。周代出土的动物遗存绝大部分为软体动物,尤以田螺科动物为主。相比之下,汉代出土的动物遗存则占据了主要部分,主要包括猪、牛、狗、马等。这些发现不仅揭示了大汶口-龙山过渡期、周代和汉代该地区的动物群构成,还为了解当时先民的生业经济活动提供了重要资料,有助于深化对城址动物考古研究的认识。
PART26海报
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张雯裕作了题为《广西左江流域晚更新世末期至全新世早期贝丘遗址鱼类遗存研究》的海报展讲。本研究对广西左江沿岸的中兴、驮逐、老称、坡灰四处贝丘遗址的鱼类遗存进行了动物考古学研究。中兴和驮逐遗址为距今约14000至13000年的洞穴遗址,老称和坡灰遗址为距今约10000至8000年的河岸台地遗址。研究材料包含1111件鱼骨标本,包括8种鲤科、4种鮎形目和2种鲈形目鱼类。本研究是少数针对左江流域早期贝丘遗址鱼类遗存的专门研究之一,为探讨西江流域新石器时代早期古人类的捕鱼活动及生业模式提供了新的实证资料。
PART27海报
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程若馨作了题为《新疆和静下星光墓地出土动物遗存研究》的海报展讲。下星光墓地位于新疆和静县,2021年该墓地出土了丰富的动物骨骼,为了解新疆中部天山南麓地区战国至西汉时期人群的随葬动物特征提供了重要资料。整体来看,下星光墓地的随葬动物组合以羊、马等动物为主,这些动物在新疆其他地区同时期的遗址中也较为常见。本研究揭示了新疆中部天山南麓史前人群的随葬动物特征,深化了对该地区人群葬仪葬俗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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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大学环境与社会考古国际合作联合实验室安竹谊作了题为《邹平丁公遗址蚌刀功能的微痕初步研究》的海报展讲。在全球视野下考察软体动物资源的利用时,发现蚌刀是东亚特殊的遗存之一。相比欧洲、美洲和大洋洲,我国出土的蚌刀在利用方式上存在显著差异,研究其对理解东亚古人技术适应模式和生业经济具有重要意义。考古类型学、文献学和民族学普遍认为蚌刀与农业活动相关,但这些间接证据难以直接证明其功能,而微痕分析弥补了这一不足。丁公遗址龙山文化时期出土的蚌刀为此研究提供了重要材料。初步微痕分析表明,加工不同材料形成的微痕模式各异,其中收割粟的微痕具有可识别性,收割粟的微痕发育在较高地形上,呈现高光泽感的拱形微地形,纹理光滑,并具有蔓延性,且其与考古样本的微痕特征较为一致。同时,淀粉粒分析发现考古样品上存在粟类作物遗存。综合实验与考古样本的对比,蚌刀与农业收割环节有关,指示着这种在特定环境和文化系统中产生的工具在丁公遗址农业系统中占据重要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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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大学考古学院生物考古实验室陈媛媛作了题为《吉林省乾安县后鸣字区遗址2013-2015出土动物遗存研究》的海报展讲。乾安春捺钵遗址群后鸣字区遗址位于吉林省乾安县城西部的花敖泡湖东南岸。经鉴定,该遗址2013——2015年出土的动物遗存包括马、驴、骆驼、牛、猪等15个种属。对后鸣字区遗址出土动物遗存的分析,为研究该地区生业模式、动物资源利用状况及春捺钵遗址群的性质提供了重要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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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大学考古学院王舒作了题为《辽宁朝阳木营遗址及墓葬出土动物遗存研究》的海报展讲。该研究主要根据对朝阳木营遗址出土前燕时期的动物遗存进行种属鉴定和统计分析,探讨该遗址居民对动物资源的利用方式以及动物骨骼的随葬模式。根据统计结果,朝阳木营遗址居民以农牧混合经济为主,渔猎经济为辅。主要利用猪、羊、马科、牛、犬、野鸭等属种,其中以马科与牛等中大型哺乳动物作为日常消费的主要来源。对猪、犬、羊等利用较少,暗示当地畜牧业仍占据较大比重。随葬“六畜”为主,牛与猪的左侧前肢及较多的幼年个体可能延续了汉人的丧葬传统,同时“头蹄葬”又吸纳了北方少数民族的丧葬习俗,其反映了前燕时期辽西地区民族融合的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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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大学考古学院董晗作了题为《内蒙古赤峰小塘山遗址2022年出土动物骨骼初步研究》的海报展讲。此次研究通过对小塘山遗址出土动物骨骼的形态学分析,揭示了该遗址古代居民的生计方式和生态环境。研究表明,小塘山遗址的动物骨骼标本涵盖了多种哺乳动物及家畜,尤其是牛、羊等家畜的骨骼比例较大,反映了当时居民的畜牧业特征。本次研究主要通过对动物骨骼形态进行鉴定和观察,通过对骨骼的磨损痕迹和断裂情况的详细分析,初步确定了部分家畜的牵引或屠宰用途。与其他同时期遗址的对比研究表明,小塘山居民不仅从事畜牧业,还兼有一定的狩猎和农耕活动,这与该区域的生态环境相符合。值得注意的是,并非所有骨骼痕迹都与生产活动直接相关,其他因素如动物的年龄、饲养方式及环境变化也对骨骼的保存和变形产生了影响。研究人员对小塘山出土的家畜骨骼进行分析后发现,其畜牧业活动可能较为发达,居民对牲畜的管理水平较高。出土的野生动物骨骼也进一步支持了当地存在多样化的生计模式。通过对出土骨骼的系统分析,研究发现,小塘山遗址的古代居民在经济活动中主要依赖畜牧业,并辅以狩猎和农耕。这为深入了解内蒙古地区史前人类社会的经济结构和生态适应能力提供了宝贵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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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大学考古学院李宗宇作了题为《山西吉县陡路坡旧石器时代早期遗址动物化石研究》的海报展讲。陡路坡遗址是一处地处山西吉县清水河河畔的旧石器时代早期遗址,年代为中更新世早期,出土了大量的动物化石,主要埋藏在砖灰色夹黄斑土层和砾石层中。可鉴定的动物种属可分为偶蹄目、奇蹄目、食肉目和啮齿目四大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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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大学考古学院周午昱作了题为《裕民文化生业模式分析》的海报展讲。本研究以内蒙古中南部裕民文化三个遗址所出土植物遗存为主要研究材料,结合动物遗存及生产工具分析其所反映的先民行为、气候环境变迁等情况,对该时期先民生业模式进行了归纳与总结,为探讨裕民文化及北方旱作农业起源提供了一个切入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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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成璐作了题为《定州北庄子商代墓群动物骨骼C、N稳定同位素分析》的海报展讲。考古证据显示商文化后期,除东方外,其它三方都急速大范围退缩。殷墟文化在北方的分布,在唐河以北与围坊三期文化塔照类型有犬牙交错的态势,而商人的实际控制线当在唐河一线,其聚落在滹沱河流域分布密集。河北定州北庄子墓群位于唐河以南,整体上可覆盖殷墟第二、三、四期,以第三期为主,为商代晚期晚段文化。随葬器物及纹饰与以殷墟和妇好墓为代表的中原商文化存在较多相同、相似之处。判断其性质可能为商王朝边境方国。通过对42座墓葬中采集到的六种动物共67例骨骼样本的C、N稳定同位素实验分析,根据“我即我食”原理,得知当地野生的植被体系以C3类植物为主,先民以粟黍为代表的C4类农作物作为饲喂家畜的主要食物来源;结合已发表的殷墟及周边其他晚商遗址数据分析可知商代北方边境先民对家畜的饲养方式兼以放牧和圈养,较中原殷墟地区部分家畜种类的管理方式更为集中统一,呈现一定的规模性,显示其畜牧水平的发达;而北方边境先民饮食较殷墟王都缺乏肉食资源,推测边境方国可能为殷墟王都提供动物资源或肉食资源作为交换或后备力量。
图1 考古学文化所见的晚商文化分布与定州北庄子位置示意图
注:根据牛世山作《考古视野下的周人灭商——以殷墟从晚商到西周的文化变迁为例》一文中图一<考古学文化所见的晚商文化与先周文化分布示意图>改绘(《南方文物》,2017年第4期)
图2 定州北庄子商代墓葬动物骨骼δ13C和δ15N散点图
图3 定州北庄子及周边地区晚商时期狗δ15N箱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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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谢硕作了题为《化石有话说:犀牛曾来过——展览手记》的海报展讲。长江三峡是世界上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地区之一,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藏有考古发现的大量三峡更新世时期大型哺乳动物化石,对了解该地区自更新世至今的生物多样性变化互关重要。为增加人们对生物多样性问题的理解和认识,进一步促进馆藏更新世时期动物化不的研究与利用,策划推出以馆藏三峡地区动物化石为基础的动物考古学科普微展览,通过人们熟悉的“犀牛”引导观众愿意走近展览,再通过阐述不熟悉的犀牛的故事,引发人们对于犀牛在世界范围内“走向濒危”的反思,以唤起人们对生物多样性的思考。
“化石有话说”系列展览期待通过微展览的形式,将馆藏重要化石标本进行基于教育传播的创新阐释陈列;在系列微展览的基础上,以更新世动物群和环境作为脉络,将这些化石串联起来,形成一个以教育阐释和科学普及为目的的化石主题原创展览,最终探索加适用于动植物化石标本的展览传播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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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大学文化遗产研究院博士生李张驰作了题为《牙釉质序列碳氧稳定同位素揭示鲁西南地区商代家牛的饲喂与管理》的海报展讲。鲁西南地处多省交界地带,也是中原文化与海岱文化交汇区域,其地理和历史意义十分重要。但受客观因素的限制,发掘难度大,材料稀缺,目前对这一区域古人农业活动的认识稍显不足。探讨家畜的管理以及饲养方式,是我们认识古人农业生产生活的重要内容和有效途径。牛被引入中国以后,对各地的生业经济格局都产生了重大影响,在古代社会的诸多方面扮演着重要角色。故该研究聚焦于鲁西南地区商代家牛,利用牙釉质序列取样的方法进行了碳、氧稳定同位素分析,对家牛的饮水、摄食情况和出生季节等几个方面进行了讨论,为讨论鲁西南地区商代家牛的饲喂与管理情况提供了重要依据。研究发现这一时期家牛的饮用水源为地表水,饲料中C4植物(主要为粟、黍及其副产品)的比例在全年都保持较高水平,应为圈养。另外家牛的出生季节可能在冬季至冬末春初这一时段,或许与先民的农业活动安排有关。该研究为我们了解鲁西南地区的家牛饲喂和管理策略提供了重要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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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大学环境与社会考古国际合作联合实验室、山东大学文化遗产研究院雷仪菲作了题为《黄河下游地区早期马匹牵引:来自青邱遗址的病理学证据》的海报展讲。该研究对青邱遗址出土的六匹晚商时期马骨进行了详细的病理学和动物考古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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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胡栩瑞作了题为《安宁河流域先秦时期农业模式的观察——以凌家堡子遗址为例》的海报展讲。凌家堡子遗址位于四川省凉山州德昌县麻栗镇黄家坝村4组,地处安宁河右岸山麓缓坡上。该遗址出土的植物大遗存材料为认识安宁河流域先秦时期的农业模式提供了重要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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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李若作了题为《唐至清代华北平原主粮格局的变迁:以正定开元寺南遗址植物考古研究为例》的海报展讲。该研究通过定量化的植物考古方法,对河北正定开元寺南遗址出土的植物遗存进行了种属鉴定和AMS14C测试,揭示了唐至清代华北平原主粮格局的变迁历史。研究显示,小麦在北宋和元代成为占比最高的主粮,而唐代、金代和明清时期,主要主粮为粟。这一发现与历史文献中关于主粮转换的描述相吻合,但提供了更为精确的定量化证据。结合气候与文字记录,发现唐至元代水碾磨技术和水利建设的发展促进了小麦的种植;而金代与明清时期,地缘政治的影响和小冰期气候环境的恶化导致粟重新占据主导地位。这项研究不仅为理解农业社会的发展提供了新的视角,也为探讨技术革新、地缘政治和气候变化对农业发展的影响提供了实证支持。通过揭示华北平原主粮格局的变迁历史,为未来的农业发展和粮食安全提供了宝贵的历史经验和启示。
图一 研究区与正定开元寺南遗址地理位置
图二 正定开元寺南遗址出土炭化植物种子
图三 正定开元寺南遗址主粮作物产量比例与气候、历史记录的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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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目:《微体植物遗存视角下的青藏高原东北部早期青铜时代农业形态研究——以香让沟南遗址为例》,文章未发表,暂不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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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目:《骨粉与野生植物:中国北方新石器时代早期定居者的生业策略》,文章未发表,暂不宣传。
(作者|赵安苒 审核|刘海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