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加强我国动植物考古学研究的交流与合作，推进学科基础建设和方法创新，促进动植物考古学研究的交叉融合，进而为建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考古学贡献力量。2024年10月21日，“2024中国动植物考古学大会暨第十三届中国动物考古学术研讨会、第十一届中国植物考古学术研讨会”在郑州开幕。
本次会议由中国考古学会动物考古专业委员会、中国考古学会植物考古专业委员会、河南省文物考古学会、河南省科学技术史学会主办，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郑州大学考古与文化遗产学院、动植物考古国家文物局重点科研基地承办。研讨会共94 个学术报告，41 个海报展示。
学术报告会（共5节，19场）
第一节
第一节主持人：刘文晖（中国国家博物馆 副研究馆员）
PART1
报告
重庆师范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张贵林作了题为《吐鲁番加依先民适应极端干旱环境的方式与策略研究》的报告。吐鲁番盆地高温干旱，是探讨人类适应边缘环境方式与策略的典型区域。该报告通过对吐鲁番苏贝希文化代表性考古遗址加依墓地的植物茎秆、叶片、种子、果实、木材进行系统研究，来探索早期先民开发利用植物资源的方式、生计模式和适应策略。结果显示，加依墓地(2800~2300cal a BP)保存用于食物、药用、致幻、编织、装饰、制作木器等功能的植物共28种，体现出基于绿洲的多种植物采集和多样化利用策略。发现数量很少的农作物青稞和黍，表明先民在盆地绿洲内发展小规模旱作农业。结合多学科研究成果，确定加依先民采用农牧兼营、以牧业为主的生计策略。木材解剖切面鉴定结果发现仅可在天山山地生长的云杉和桦。根据这两个树种的地理分布和生境特征，综合考古资料，判断加依先民可能沿着天山(博格达山)垂直植被带进行季节性迁移放牧。另外，少数先民可能全年在荒漠绿洲中放牧骆驼，并在晚秋和冬季时以黍及其副产品作为饲料来喂养。这些动物管理策略有利于先民拓展绿洲生存空间，
充分利用山地与低地间多样化气候环境下的多种植物资源，最大化牧业产出和收益。多元化的生计方式是早期先民适应吐鲁番极端干旱环境最适宜的、富有弹性的策略，是促进当地史前文明持续发展的重要动力。
PART2
报告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王娟作了题为《西藏阿里曲龙遗址出土贝饰的研究》的报告，展示了对西藏阿里地区曲龙遗址（距今约2600年）出土的96枚贝饰的初步研究成果。该研究通过种属鉴定、形态观察以及尺寸测量，对这批贝饰进行了系统的分析，并检测了覆盖在贝饰上的红色物质的成分，最终得出了以下几点结论：⑴ 曲龙遗址出土的贝饰，其原材料为印度铅螺（Turbinella pyrum），这是一种产自印度洋的大型海螺，同时也是藏传佛教中的法器之一法螺。⑵ 根据形态特征，这批贝饰可以被细分成11类，且其表面覆盖的红色物质主要成分为红赭石。尽管具体的制作流程尚不完全明确，但部分加工方式以及贝饰的使用目的已经得以确定。⑶ 贝饰的原材料——印度铅螺的螺壳——来源于印度洋，然而其加工中心很可能位于西藏阿里地区。⑷ 类似的贝饰至今仍被用在藏族服饰上，这表明藏族人民对印度铅螺制品的喜爱一直延续至今。
PART3
报告
国家文物局考古研究中心王彦人作了题为《西藏林芝地区的史前农业》的报告。起源于中国北方的粟类作物种植是青藏高原上最早的食物生产活动，而现今高原农业的主体是起源于西亚的大麦和小麦。以往研究勾勒了西藏粟作-粟麦混合-麦作农业的阶段性变化，但是不同阶段的证据来自环境迥异的不同区域，时间和空间的差异有待进一步研究。该研究通过对西藏林芝立定遗址和波密拉颇遗址植物大遗存分析和碳十四年代测定，结合已发表成果，实证西藏农业起步于藏东南距今约4800年前的粟类种植，是粟作农业迅速向高原扩散的结果。距今3600年以来随着大麦、小麦、豌豆等西亚作物传入高原，并嵌入已有的粟作系统，形成了粟麦等多作物混合农业。距今3000年以后麦类作物尤其是大麦的地位凸显，形成了麦作为主的种植体系。除了历时性变化，该研究发现大麦与小麦的比例在不同海拔上也表现出显著差异，这可能与当地气候环境及作物的生理需求密切相关。大麦和小麦在西藏农业体系中主导地位的形成历时约600年，这可能反映了这些作物在生理上适应新生态位所需的时间。
第二节
第二节主持人：陶大卫（郑州大学考古与文化遗产学院 教授）
PART4
报告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黄韵诗作了题为《稻粟混作与广东地区新石器晚期的文化发展》的报告。过往研究表明，粤北山区约在距今4300-4000年之际已经比较普遍出现水稻种植农业，珠三角地区也早在距今4600年之际出现了水稻为主，粟为辅的种植农业。本研究通过对老院、岩山寨和陂头岭三个位于广东地区不同地理单元的遗址进行碳化植物遗存分析，证明早在距今4900年之际水稻为主，粟为辅的种植农业已经进入粤北地区，并迅速进入省内其他地区。不同地区“稻粟混作”的结构不同，地区文化偏好可能为其中一个影响因素。“稻粟混作”的农业模式很可能与同时期赣江流域的文化因素一同传入广东地区，刺激了本地文化的发展。
PART5
报告
辽宁师范大学戴玲玲作了题为《内蒙古小塘山遗址出土动物遗存的初步研究》的报告。夏家店下层文化的年代约为公元前2000至1300左右，是中国东北地区最早进入到青铜时代的考古学文化之一，其分布范围主要以西辽河流域为主。本文主要通过对内蒙古赤峰市小塘山遗址出土的夏家店下层文化时期的动物遗存为研究对象，尝试分析当时的动物资源利用情况。研究显示，小塘山遗址出土的3800 余件动物遗存中，鉴定出的动物种类包括猪、牛、绵羊、山羊、狗、鹿、兔、鼢鼠等15余种，量化统计表明，以猪、狗、牛、羊等为代表的家养动物是当时人们主要的肉食来源。牛、羊的死亡年龄结构显示，这两类动物被用于食肉外，还存在羊毛、畜力等次级产品的开发。人们捕获梅花鹿不仅作为重要的肉食补充，还用鹿角制作工具、武器等。小塘山遗址的家畜饲养，尤其是家猪，与当时发达的粟作农业、增加的人口以及与周围文化之间的交流存在密切联系。
PART6
报告
河北师范大学白炜鹏作了题为《中国首次发现北美灌木牛及第四纪麝牛类的演化和迁徙》的报告。灌木牛属（Euceratherium）是一类大型牛科动物，此前仅在北美发现，并一直被认为是北美的特有种类。近期，通过详细地研究青海共和盆地和河北泥河湾盆地下沙沟地点的老材料以及泥河湾盆地辛窑子沟地点的新材料，白炜鹏等鉴定出了两种灌木牛，分别为山地灌木牛（E. collinum）和灌木牛属未定种（Euceratherium sp.）。这是此类动物首次在欧亚大陆被发现。基于形态学的系统发育研究显示，相较于其他牛科动物，灌木牛和现生麝牛具有较近的系统关系。此外，基于牙齿和肢骨的生态形态学分析显示，辛窑子沟的灌木牛未定种与北美的山地灌木牛在食性和生态上相似，其主要以树叶和灌木为食并适应山地的生活环境。这说明灌木牛在从欧亚大陆迁徙至北美的过程中其食性和生态未发生变化。最后，将研究视野从灌木牛扩展到第四纪麝牛类后，白炜鹏等认为第四纪麝牛类的演化应分为两个支系，一支的角心在额骨面之上，称为高角类；一支的角心在额骨面之下，称为低角类。这两个支系分别在早更新世晚期和中更新世晚期迁徙至北美。此研究对于理解第四纪哺乳动物演化和扩散及其与环境变化的关系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
第三节
第三节主持人：蓝万里（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 研究员）
PART7
报告
武汉大学艾倩作了题为《区位视角下的动物考古研究——以岐山孔头沟遗址为例》的报告。孔头沟遗址位于陕西岐山县，遗址分布于孔头沟两岸，总面积约3.75平方千米，文化内涵以先周和西周时期遗存为主，是周原地区一处大型商周时期聚落。遗址发掘有4个地点，其中画图寺为铸铜作坊，赵家台和独山为居址区，宋家为墓葬区。本研究对画图寺、赵家台和独山三个不同功能区出土动物遗存进行对比研究，发现三者在利用动物种属、年龄、部位以及制骨等方面存在较为明显的差异，这应与其性质和功能是相关。本研究明确了不同功能区之间的动物资源利用差异，提示今后商周的动物考古需要在区位的背景下展开，以推动相关研究的深入。
PART8
报告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万娇作了题为《三星堆遗址月亮湾小城的功能变迁：来自植物考古的证据》的报告。三星堆遗址是成都平原延续时间最长的超大型遗址，在聚落等级中位于最高级，是成都平原新石器时代晚期成长起来的区域性中心聚落。三星堆遗址城址结构复杂，月亮湾小城是其中城壕最为完备的小城。青关山地点青关山台地作为已经揭露的大型高台建筑，一直以来被认为是宫殿性质的重要建筑。为了更好了解青关山台地，2012年起，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对青关山地点第二级台地进行了解剖性发掘，目前仅发掘了一个探方——2012GSFgT5388。T5388在设计发掘的时候，就把了解三星堆遗址生业形态、作物结构作为重要目标，在进行考古发掘的时候，提取了丰富、系统的浮选样本，以期获得三星堆遗址时间轴上的作物变化线索。但之后的发掘证实，探讨三星堆遗址长时段的作物演变，高大上的青关山台地并不适合。作为宫殿性质的高台大型建筑旁边的控制地带，T5388碳化种子数量较少，对生业经济的变化反映并不密切。但进入大约商周之际的十二桥文化时期，伴随着器物、文化面貌的更替，青关山台地发生剧烈的变化，炭化植物种子数量随之显著增加。显示出作物在遗址中的分布和遗址的功能区性质紧密相关。T5388的植物考古数据，为青关山台地的功能变化和探讨月亮湾小城、三星堆大城的兴替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和辅证。
PART9
报告
重庆市文物考古研究院马晓娇作了题为《重庆武隆关口一号墓出土植物遗存初步研究》的报告。关口一号墓位于重庆市武隆区江口镇，地处乌江下游腹地，属于天子坟遗址的一部分，是配合乌江白马航电枢纽工程而开展的考古发掘。在关口一号墓的发掘过程中，对墓葬内的淤泥进行了系统的湿筛，提取出丰富的植物遗存，包括植物种子、果实果核、植物根茎、竹笥、树叶、木材等，种类非常丰富。可鉴定的植物有粟、黍、水稻、大豆四种农作物，板栗、梅、李、柚、甜瓜五种果品，以及紫苏、平叶酸藤子、接骨草等中药材。关口一号墓是极少见的有明确纪年且保存十分完好的西汉初期墓葬，出土丰富的植物遗存，对研究西汉早期乌江流域农业发展水平、医药养生观念、视死如生的丧葬习俗等提供了难能可贵的材料。
第四节
第四节主持人：万娇（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 研究员 ）
PART10
报告
山东大学文化遗产研究院张瑜作了题为《云南澄江学山遗址青铜时代出土动物骨骼遗存研究》的报告。动物资源作为饮食的重要组成部分，理应亦有标识族群身份的可能。在动物考古学研究中，利用动物群来区分不同人群是一项有益的尝试。滇中地区考古调查结果显示，史前遗址几乎皆以贝丘堆积的形式构成，但学山遗址（750-400Cal BC）则是个例外。通过分析该遗址动物遗存表明，与贝丘遗址大规模利用水生动物资源不同，学山遗址动物群以家养哺乳动物占绝对多数，鱼类和螺蛳属（Margaryasp.）等贝类仅作为少量的补充。学山聚落动物群既有强烈的定居饲养特征，又展现了发达的畜牧经济要素，家畜的初级产品和次级产品利用具有鲜明个性。结合聚落布局、房屋结构、埋葬习俗和植物考古学等证据，学山遗址与该地区同时代的诸多贝丘遗址同样具有显著差别。经比较研究后发现，学山聚落的生业要素与文化要素与滇西北和川西地区更为接近，由此推测，滇中地区以学山为代表的“非贝丘遗址” 与半月形传播带的人群流动密切相关。
PART11
报告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张璐作了题为《寻迹川西：川西北高原史前家养动物的线索——以四川金川刘家寨遗址为例》的报告。刘家寨遗址位于四川省金川县二嘎里乡二嘎里村，该遗址出土的丰富动物遗存，为研究川西北高原史前环境、生业、资源、技术以及文化的交流与传播等提供了重要资料。
PART12
报告
郑州大学考古与文化遗产学院蒋宇超作了题为《郑州西北郊两周时期的树木资源利用》的报告。位于郑州西北郊的车庄遗址主体遗存属西周早中期，位于郑州西北郊的官庄遗址其铸铜作坊的年代集中在春秋早中期，在该两处遗址通过系统浮选提取木炭样品和手工拣选大块木炭，获得了复原该地区两周时期先民利用树木资源的直接证据。西周早中期车庄遗址周边的植被以枣属、榆/榉属等阔叶树为主，也有部分栎属，蔷薇科梨属和李属，还有少量针叶树，包括圆柏属、侧柏属和松属，其他科属如鼠李属、石楠属、杜仲属、梓属和竹亚科所占比例很低；春秋早中期官庄遗址铸铜作坊的燃料以栎木占绝大部分，次要的树种有榆科的榆属和榉属，鼠李科枣属，还有部分蔷薇科梨属，其他树种如李属、香椿属、松属、侧柏属等占比非常低。西周早中期先民对树木资源的利用，以遗址周边的阔叶树为主，偏好利用枣木和榆木/榉木，梨属、李属和栎属木材也有较多利用；春秋早中期铸铜手工业作坊集中使用栎木作为燃料，多为直径较小的栎木树枝。郑州西北郊两周时期先民蔷薇科的梨属、李属和鼠李科枣属都有一定程度的利用，该时期可能存在对此类果木的栽培利用。
PART13
报告
中国科学院大学王若寒作了题为《新疆巴里坤大河古城遗址出土木材揭示的木材利用和自然植被》的报告。新疆巴里坤大河古城是唐代东天山北部重要的城市中心和军事遗址。通过扫描电子显微镜（SEM）观察不同遗迹单位（房址、横木、门道、灰坑）的木材样品三切面细胞特征，鉴定出云杉属（Picea sp.）、柳属（Salix sp.）、落叶松属（Larix sp.）、花楸属（Sorbus sp.）和冷杉属（Abies sp.）等5个树种。这些木材具有薪材、建材（仅云杉属）、食用果实来源（仅花楸属）等多重使用属性，表明先民在生活实践中不断发展出因材致用、材尽其用的木材利用模式，可为探索唐代丝绸之路上军事重镇中先民的生存策略提供重要的参考资料。此外，综合出土植物遗存以及现代植被资料，重建了当时的植被景观——驻地及周边区域生长有小果白刺、沙枣等耐盐碱植物；巴里坤湖畔、柳条河边生长有柳属等喜湿植物；远处的巴里坤山和莫钦乌拉山生长着以云杉属和落叶松属为优势种、混有冷杉属的高山针叶林，林下灌木层有柳属、花楸属等小乔木。唐代巴里坤盆地植被已有从荒漠-草原/草原-草甸植被向盐化草甸植被转变的趋势，而高山地区植被与现代相比并无明显变化。
PART14
报告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武欣作了题为《浙江杭州良渚古城钟家港遗址植物遗存研究》的报告。钟家港河道是一条贯穿良渚古城南北的重要的古河道，2016-2018 年浙江省文物考古 研究所分段对河道进行了考古发掘。钟家港中段和南段的土壤样品浮选结果显示，水稻是本次浮选获得数量最多的植物遗存，同时还有少量的粟和桃、李、南酸枣、甜瓜、枣等果实类及稗、狗尾草等杂草类遗存。少量粟和枣的发现更进一步丰富了区域新石器时代晚期南北交流和旱作农业的证据。结合浙江汉代之前各遗址的植物遗存情况，推测至迟在良渚文化晚期，浙江地区形成了以稻作为主体、多种作物并存的种植业结构。此外，钟家港中段良渚晚期稻米尺寸变小可能是由社会变革导致，说明遗址的植物遗存也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良渚古城的兴衰。
第五节
第四节主持人：马姣（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 副研究员）
PART15
报告
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匡瑞杰作了题为《中国古代的亚麻利用：来自西北地区的植物考古学证据》的报告。亚麻（Linum usitatissimum）是亚麻科亚麻属的一年生草本植物，据表型性状差异可分为油用、纤维用及油纤兼用三类品种。亚麻的驯化与开发利用已近万年，是人类历史上最重要的纤维及油料作物之一。唐朝墩古城遗址（7-14世纪）位于新疆昌吉回族自治州奇台县县城东北，是丝绸之路新北道东端一处重要的军政建置和交通枢纽。在该遗址高昌回鹘时期地层中共发现69粒炭化亚麻种子遗存。AMS-14C测年结果显示，这些亚麻种子的年代约为公元10世纪晚期。甘肃武威唐代吐谷浑喜王慕容智墓（691年）的九个丝绸质“五谷囊”中也曾出土若干保存完好的亚麻种子。基于现代18份油用、纤维用及兼用亚麻品种的PCA分析结果表明，这两处遗址内出土的亚麻种子性状相似，且与现代纤维用及油纤兼用亚麻较为接近。唐朝墩古城遗址的亚麻使用功能不明，可能为纤维用。慕容智墓中的亚麻与大麻、粟、黍、甜瓜、荞麦、青稞、大麦等可食类农作物种子同出，可能主要为油用，与敦煌文书中的记载较为一致。本文为亚麻在中国古代的利用及其在古代经济与社会生活中的作用提供了新的认知。
PART16
报告
中国科学院大学人文学院农旷远作了题为《新疆小河墓地出土画眉草属种子的初步研究》的报告。在塔里木盆地东部的青铜时代小河墓地中，发现了大量保存完好的棕色小种子，与小麦、黍一起被放置在墓主人腹部、身下，或草篓中。经鉴定，棕色种子属于C4植物画眉草属。此次发现是欧亚大陆明确利用该属植物的最早证据，它们可能被当做食物、饲料或仪式性植物，为理解小河文化的丧葬仪式和农业复杂性提供了新视角。
PART17
报告
中国科学院青藏高原研究所黄蕴哲作了题为《基于稳定同位素重建西藏玛不错遗址先民食谱及演变》的报告。碳、氮稳定同位素食谱分析方法基于“我即我食”的原理构建，于上世纪80年代引入国内，已应用于国内数百个遗址点。但目前对人类在极端环境下的饮食研究尚少。青藏高原高寒缺氧，环境恶劣，不适宜人类生存。但现有考古证据表明高原人类活动历史至少已有20万年。但由于考古资料有限，是什么食物支撑了早期狩猎采集人群在高原的生存尚不清晰。超高海拔地区的西藏康马玛不错遗址，年代跨度距今4400-3000年，出土了大量人骨和动植物遗存，该研究将碳、氮稳定同位素食谱分析方法应用于这些生物遗存，发现鱼类资源在先民饮食中一直占据主要地位，但后期可能由于家养动物和大麦的传入，食谱中的鱼类资源比重下降，陆生资源比重上升。
PART18
报告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科技史与气象文明研究院王伟作了题为《新疆阜康白杨河流域古人群饮食演化过程及其影响因素研究》的报告。新疆地处中国西北干旱区，对气候环境变化响应敏感。同时，该区域自古以来就是不同文化人群迁徙交流的重要场所。对于新疆地区过去环境变化以及不同人群的互动将如何影响该区域古人群的饮食结构，目前尚缺乏系统研究。王伟博士基于新疆天山北麓阜康白杨河流域发掘出土的青铜时代至晋唐时期的78例人骨样品，运用放射性碳十四测年、稳定碳氮同位素分析等技术，重建了该区域青铜时代以来的古人群饮食演化过程，并探讨了气候环境变化、人群迁徙在其中发挥的作用。
PART19
报告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马晓仪作了题目为《四川高家坡崖墓人和动物遗存多同位素分析》的报告。该报告通过对高家坡崖墓出土人和动物遗存的多同位素分析，在研究食谱和生业结构的基础上，讨论先民的迁徙问题，结合历史背景以及考古出土的实物资料，推测四川盆地南部崖墓使用人群来源具有多元的可能性，其中有一定比例的外来移民群体可能来源于横断山脉部分地区。
闭幕式
闭幕式主持人：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执行院长李琴研究员
闭幕式由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执行院长李琴研究员倾情主持，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党委书记刘海旺研究员则进行了精彩的会议总结。首先，刘海旺高屋建瓴，从国家高度指出，国家文物局已发布建设世界一流考古机构的蓝图，展望至2035年，科技考古将成为推动考古学发展的关键力量。他强调，本次动植物考古学大会将镌刻于中国考古学发展的辉煌篇章，其深远意义将在未来岁月中愈发彰显，尤其寄望于在座的青年学者，望其矢志不渝，勇攀高峰。
接着，刘海旺以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为例，生动描绘了河南省委省政府对考古事业的深切关怀与鼎力支持，不仅为研究院核定了500个编制，还大力吸纳硕士、博士等高层次科技考古人才，并将研究院提升至副厅级，彰显了河南考古事业的勃勃生机。
最后，刘海旺对94场学术报告和41场海报展讲的丰硕成果进行了精炼概括，参会代表的研究领域广泛覆盖国内外，从日本、东欧、北美到我国各地，时间跨度深远，自旧石器时代绵延至明清。学者们或从宏观视野，或从微观细节，竞相展示研究成果，现场精彩纷呈。特别对杨晓燕、吕厚远、胡松梅、胡耀武、蔡大伟五位特邀学者的卓越贡献给予了高度评价，称赞其研究成果熠熠生辉。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党委书记刘海旺研究员
中国考古学会动物考古专业委员会主任罗运兵研究员，代表该委员会进行了深刻而全面的学术总结发言。罗主任高度评价了本次大会的三大亮点：其一，规模空前，参会人数突破360人，刷新了“动植物考古学”大会的历史纪录；其二，规格卓越，汇聚众多顶尖学者，并深得河南省文物局及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的高度重视与鼎力支持；其三，会风严谨务实，报告内容异彩纷呈，直至深夜11点仍热烈进行，实现了动植物考古领域深度交融的愿景。
在动物考古专题方面，罗主任指出三大特色尤为显著：基础研究更加坚实稳固；科技融合趋势愈发显著，推动了研究领域的广泛拓展。最后，罗主任对主办方及承办方的无私奉献与悉心筹备表达了诚挚的感谢，盛赞其为此次大会的成功举办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中国考古学会动物考古专业委员会主任罗运兵研究员
中国考古学会植物考古专业委员会副主任蓝万里研究员，受该专委会主任靳桂云教授委托，进行了精彩的学术总结。蓝万里指出，此次大会呈现出五大亮点：时间跨度深远，自新石器时代早期直至明清；地域覆盖辽阔，东北至岭南，高原至平原，中原至边疆，黄河流域至长江流域乃至国外，深入探讨了东欧平原西南部黍的分布与利用；研究对象多元，既有传统农作物的研究，也有其它植物资源的专题探讨，对遗址木材利用、棺椁木材等进行了深入分析；研究内容、视角及科学问题的探究均展现出多样性；研究方法亦不断创新，如南方地区植物考古中浮选法的改进。蓝万里最后呼吁，期待更多年轻人才投身植物考古事业，共续辉煌。
中国考古学会植物考古专业委员会副主任蓝万里研究员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副院长刘志岩研究员，作为下一届动植物考古学术研讨会的承办单位代表，郑重承诺将全力以赴，确保大会圆满成功，进一步促进相关领域间的深度交流与融合。刘志岩研究员诚挚邀请动物考古、植物考古、稳定同位素分析、古DNA研究等领域的专家学者，共襄盛举，期望与诸位携手并进，共同探索、共同推动动植物考古学的蓬勃发展。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副院长刘志岩研究员
会议在热烈的掌声中迎来尾声，主持人李琴执行院长满怀深情地向主办方、承办方致以崇高的敬意，对与会专家学者及全体工作人员的辛勤付出表达了衷心的感谢。随后，她郑重宣布：“‘2024 中国动植物考古学大会暨第十三届中国动物考古学术研讨会、第十一届中国植物考古学术研讨会’在此圆满落下帷幕，让我们共同期待下一次的相聚！”
（作者|王永笛 摄影|翟 超 审核|刘海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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