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加强我国动植物考古学研究的交流与合作，推进学科基础建设和方法创新，促进动植物考古学研究的交叉融合，进而为建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考古学贡献力量。2024年10月21日，“2024中国动植物考古学大会暨第十三届中国动物考古学术研讨会、第十一届中国植物考古学术研讨会”在郑州开幕。
本次会议由中国考古学会动物考古专业委员会、中国考古学会植物考古专业委员会、河南省文物考古学会、河南省科学技术史学会主办，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郑州大学考古与文化遗产学院、动植物考古国家文物局重点科研基地承办。研讨会共94 个学术报告，41 个海报展示。
学术报告会（共5节，21场）
第一节
第一节主持人：张健平
PART1
报告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郭远哲作了题为《晚更新世的单一物种现象》的报告。晚更新世是人类行为演化的重要阶段，该时段古人类的狩猎行为，反映了其对自然环境的主动适应，并从生计方式的角度提供了人类行为演化的线索。由某一特定物种占据动物遗存主体的单一物种遗址在晚更新世广泛存在。该研究根据欧洲和中国的考古材料，对比分析单一物种现象的成因，并尝试从生计方式的视角，为全球范围内晚更新世古人类的行为演化提供有益的启示。
PART2
报告
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学院安婷作了题为题目改为《上山文化早期陶器植物羼和料研究》的报告。通过对上山遗址早期地层出土陶片进行显微CT扫描，提取出数百枚万年前植物的三维图像，包括水稻、稗草、萤蔺、马唐等，构建出了一幅以水稻生产为主的湿地景观。结合稻谷粒型、稻芒形态等证据，发现其中65%呈现出野生稻的特征，12%为驯化类型，据此说明上山水稻已初步显露出经人为干预而产生的驯化性状。该研究首次从大植物遗存证明了水稻驯化事件在距今10000年前的长江下游地区已然开始，这些高质量印痕图像构成了目前最为庞大的上山早期植物遗存数据集，为探索长江下游地区早期生业经济面貌和作物驯化提供了珍贵的资料，为研究距今万年前长江下游地区农业起源提供了全新的视角。
PART3
报告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罗武宏作了题为《左江流域早全新世河旁贝丘遗址植物资源利用研究》的报告。河旁贝丘遗址是中国岭南地区全新世早中期一种重要的文化类型，是了解当时原始人类的文化面貌、生业形态、适应策略等的重要载体。该研究利用大植物遗存、植硅体、淀粉粒分析方法对左江流域孔甲村老称与坡灰遗址开展植物考古研究，同时对遗址出土的炭化物进行AMS14C年代测定。结果显示，全新世早期左江流域贝丘遗址采用了广谱性采集经济的策略，获取包括块根块茎类、 坚果类、棕榈科、水果类、水生类，以及包括野生稻在内的禾本科植物等资源。此外，损伤型淀粉粒及组合的发现，表明此时先民掌握了使用石锤与石砧锤击坚果与研磨淀粉类食物的技术，是先民能够利用多种食物的重要保障。研究结果可以为研究左江流域乃至岭南地区先民的生业状况及其演变历程提供实物证据，为理解中国岭南地区全新世早期人类的生业形式及气候变化背景下的适应策略提供了重要资料。
PART4
报告
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学院田洁作了题为《公元前第二千纪以来东欧平原西南部黍作物的利用》的报告。东欧平原西南部是早期东西交流的关键枢纽，驯化于中国的作物黍约 3600 年前传入该地区，显著早于欧洲其他地区。受限于系统植物考古研究的不足，该地区黍作物利用的演替过程及其影响因素尚不清楚。这项研究选取罗马尼亚雅西巴亚-因穆基（Baia-În Muchie）遗址和多布若瓦茨（Dobrovăț）开展系统植物浮选与年代测定工作。结果显示：1）研究区所出土的黍遗存与东亚、中亚地区已发表数据在尺寸上未见显著差异，但粒型更为瘦长，饮食传统尚不能很好地解释东西方黍粒型差异。2）自青铜时代晚期以来，该地区黍作物的利用延续了两千余年乃至更久，且明显存在历时性波动，相对集中于青铜时代末至铁器时代初（1200-800 BC），以及罗马帝国晚期（250-400 AD）。气候变化是背后重要的驱动因素之一，黍有可能是作为应对干冷气候的优势作物而被种植利用。该研究为探究黍传入东欧平原西南部的年代以及在该地区的利用变化提供了重要基础数据，有助于全面认识早期东西交流及其对关键节点地区人地关系演变的影响。
第二节
第二节主持人：罗运兵
PART5
报告
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莫林恒作了题为《高庙遗址祭祀坑出土动物遗存研究》的报告。高庙文化是距今7800年至6600年前南中国地区一支重要的史前文化，高庙遗址发现了大型祭祀场所。通过检索考古报告统计，在祭祀坑出土的动物遗存主要是以水生动物螺蚌为主，在重要的祭祀坑中出土的动物骨骼更为丰富。对比研究后认为，相较而言哺乳动物残骸所代表的食用等级和珍贵性高于螺蚌类水生动物，这种献祭的肉食物品与高庙文化的自然环境和生产力水平相匹配，反映出高庙文化以渔捞狩猎为主、家畜饲养为辅的肉食生业模式。当时高庙先民在此进行了经常性、持续性的祭祀，祭祀方式为“燎祭”与“瘗埋”，这是一种很成熟的集体性的公众行为，具有丰富的宗教内涵。
PART6
报告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赵安苒作了题为《2019年度郑州小双桥遗址发掘出土动物骨骼研究》的报告。汇报以郑州小双桥遗址2019年出土动物骨骼为研究对象，初步复原了郑州小双桥遗址先民对动物资源的消费和利用情况。小双桥遗址2019年出土动物种属包括猪、黄牛、绵羊、狗、兔、大型鸟、狍子、中型鹿、小型鹿、鼠科、巴蜗牛属、中华圆田螺、方形环棱螺、萝卜螺、圆顶珠蚌、鲢鱼、草鱼、鲤鱼、鳜鱼等。家畜中，猪、牛、羊、狗出土的骨骼种类较为齐全，几乎各个部位的骨骼均有出土，从侧面印证了它们是居民在当地饲养的。猪的死亡年龄集中于1-2岁，显示其作为肉食来源的特定饲养模式，黄牛的死亡年龄高峰为2-3岁，另出土一件胚胎期即死亡的牛骨标本。骨骼破碎程度反映了先民对动物部位利用的差异性。出土骨骼风化程度不一，或与埋藏条件相关，并携有砍砸、切割及烧灼痕迹，暗示其食用后的废弃处理。此外，卜骨的发现表明占卜行为的存在。这些发现不仅展示了小双桥遗址白家庄期的动物群落面貌，深化了对中商时期动物考古学研究的认知，还为研究当时居民的生业模式与经济活动提供了宝贵资料。
PART7
报告
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学院汤梦夏作了题为《民族学视野下的史前橡子利用研究》的报告。橡子包括壳斗科栎属、青冈属、柯属和锥属的果实，在世界范围内有着悠久的利用史，特别是在东亚地区的多个遗址中，发现有成分纯净、数量巨大的成坑的橡子。为了探究橡子利用背后的认知过程，该研究通过民族学调研，记录了长江下游三个村庄的橡子利用。结果表明，橡子的分类、选择和加工不是只由果实单宁含量决定的，而是受到形态学特征、当地植被、烹饪传统等多重因素的影响。该地区广泛食用的橡子主要是当地植被中较常见的种属。依据果实和植株形态上的相似性，当地人将这些橡子分为四类：青冈（Quercus glauca）、柯（Lithocarpus glaber）类；苦槠（Castanopsis sclerophylla）；白栎（Quercus fabri）、枹栎（Quercus serrata）类；麻栎（Quercus acutissima）、栓皮栎（Quercus variabilis）类。橡子豆腐是主要成品和传统美食，不同种类的橡子经过研磨、沥滤、浸泡、煮沸制糊和冷却凝固等步骤后能有效去除涩味，使得单宁含量不再成为限制因素。通过梳理考古遗址中出土的橡子种属，她进一步指出，多个遗址中出土单宁含量高低相差巨大的种属一定程度上证明了橡子本身涩味高低并非是史前社会橡子采集与加工的唯一因素，橡子利用是一个复杂的认知过程。
PART8
报告
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田多在题为《城市基本建设中的植物考古探索》的报告中，汇报了近年来与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的合作成果。研究团队在西安市辖区的蒋刘遗址、大堡子墓地、杜城遗址等基建考古项目中持续性开展植物考古工作。这些工作不仅有效补充了关中地区仰韶时期环壕聚落的植物考古数据，还对汉墓陶仓的随葬粮食组合进行了多方法探索，为先秦以来西安城市聚落的农作物组合提供了新的视角。
报告认为，植物考古在城市基建考古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在紧迫的工期内，该团队成功地提取了丰富的植物遗存信息，这些信息不仅丰富了考古资料，还为揭示区域古代生业经济的动态变化过程提供了重要线索。这一实践表明，植物考古学能够协助基建考古最大限度地采集古代遗存资料，为研究者提供了连续时代的植物遗存，对于理解古代社会的经济和文化发展具有重要意义。通过这些实践，研究团队证明了植物考古学在现代城市考古中的实际应用价值，为未来的考古学教学和科研工作提供了新的方法和思路。
第三节
第三节主持人：宋艳波
PART9
报告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李艳江作了题为《浙江余姚施岙遗址植物遗存分析》的报告。施岙遗址位于浙江省余姚市，地处四明山余脉翠屏山与余姚江河谷平原的交界地带，勘探发现遗址内古稻田分布面积约8万平方米。2020年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启动了系统的考古发掘工作，揭示了从河姆渡文化早、晚期到良渚文化时期的三期大规模稻田遗迹，以及商周时期的稻田遗迹，展示了不同于以往环太湖流域从小型稻田演变到大规模稻田结构变化的稻作农业发展轨迹。在发掘过程中进行了系统的浮选与采样分析。经过对植物大遗存的鉴定分析，发现了较多的水稻残片、穗轴、颖壳残片等水稻遗存，以及莎草科、蓼属等常见的稻田伴生杂草，此外还鉴定出了数量较多的金鱼藻、荇菜、茨藻属、狐尾草属、毛茛属、泽泻属、浮萍属、萍属、貉藻属等水生植物，不同的杂草组合为研究不同阶段水田的形态结构和生态特征提供了重要信息。这一研究成果不仅为我们深入了解史前稻作农业的演变与发展提供了重要资料，丰富了对河姆渡文化与良渚文化的认识，也为研究稻作农业和水田的发展提供了新的证据。
PART10
报告
山东大学文化遗产研究院高瑶作了题为《山东小高全新世早期遗址人类对雉的强化利用》的报告。该研究对山东小高遗址出土的大量雉遗存进行了系统的动物考古学研究，探讨了全新世早期人类对雉的狩猎和利用策略，并从生态位构建的视角出发，揭示了人与鸟类之间的复杂互动关系。种群结构的研究结果显示，小高遗址的先民偏好狩猎成年的雄性个体；季节性的研究表明，狩猎活动主要发生在食物资源比较短缺的秋冬季节；骨骼单元分布频率和骨骼表面人工痕迹显示，除肉食资源外，小高先民还对雉的羽毛进行了开发利用。种种迹象表明，小高遗址的人群非常熟悉雉的生物学特征和生活习性，能够有目的对雉进行强化利用与开发。最后，该研究提出在全新世早期阶段，史前人类已开始的小规模农业种植、以及管理遗址周围生态环境的行为，为雉科动物创造了一个适宜的生态栖息环境，吸引了大量的雉在遗址周围进行觅食活动，从而增加了人类的狩猎机会，实现了动物资源的稳定和可持续利用。
PART11
报告
中国国家博物馆刘文晖以《山东潍河下游新发现的商时期扭蚌和丽蚌》为题，报告了山东北部沿海环境考古调查的新收获。2024年4月，联合考古队在潍河下游干裸河床上采集到一批埋藏古蚌，包括真柱状矛蚌相似种、圆头楔蚌、长丽蚌、角月丽蚌、背瘤丽蚌、矛形扭蚌等，以长丽蚌和矛形扭蚌为优势种，属Arconaia-Lamprotula组合，称为潍河扭蚌-丽蚌动物群。14C测年显示其时代为1500-1383 cal BC，是目前发现的第一个中商时期原生丽蚌动物群。扭蚌和丽蚌均为东亚特有淡水瓣鳃类，现生种群多发现于淮河及以南的长江中下游流域太湖、鄱阳湖、洞庭湖及周围水域。山东、河南、河北等地新石器时代以来的遗址中，偶有相关蚌类及其制品发现。潍河的扭蚌和长丽蚌相当特化，其尺寸巨大，超出已知的现生及化石类群，也超出此前推测的物种最大尺寸。综合比较现代和历史时期各丽蚌动物群，潍河扭蚌-丽蚌动物群分异度较低，指示当时北亚热带和东洋界的北界在今潍河下游附近。此动物群的发现一定程度上表明，广饶五村、章丘小荆山、宛城丁公、寒亭前埠下等遗址发现的扭蚌等蚌类，很大可能源于本地，而非外地远距离输入。
PART12
报告
南京师范大学文物与博物馆学系陈曦作了题为《管窥吴地：苏州金城新村两周之际动物遗存研究》的报告。金城新村遗址位于苏州古城核心区，是长江下游地区为数不多的周代动物考古研究个案之一。该遗址在西周晚期至春秋早期的地层中出土了46件动物骨骼，鉴定出鱼、乌龟、扬子鳄、雁、獐、梅花鹿、麋鹿、黄牛、狗、马、猪等11个物种。骨骼标本的破碎程度较高，表面保存了丰富的人工痕迹，反映其性质为厨余。野生动物组合，尤其是扬子鳄、麋鹿的发现，指示区域内仍存在大片的自然湿地。家养动物中，黄牛、马为吴地新出现的家畜，家猪的体型较史前时代显著减小，反映了饲养水平的进步。综合分析，两周之际苏州地区的农业生产水平明显提升，但农业景观尚未对湿地生态产生根本性影响。
第四节
第四节主持人：邱振威
PART13
报告
复旦大学文物与博物馆学系雷莎作了题为《殷墟王陵区祭祀用牲初探》的报告。殷墟王陵区发现、发掘始于1934-1935年的殷墟第10至12次考古发掘，20世纪50-80年代进行过多次勘探与发掘，均取得重要收获，发现了大量祭祀坑与祭祀用动物牺牲。2021年，王陵及周边区域又新发现460座以上祭祀坑，对2021年以来新发掘的祭祀坑出土动物牺牲进行鉴定后，发现了马、鹿、圣水牛等不同动物作为牺牲，并进行了性别、年龄、病理、用牲方式等方面的观察、分析，补充了以往祭祀用牲主要为种属鉴定的研究不足，丰富、深化了殷墟王陵区祭祀用牲的认识。
PART14
报告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王照魁作了《郑州商城遗址夕阳楼发掘点出土商代动物遗存研究》的报告。郑州商城遗址夕阳楼片区位于郑州商城遗址内城的西南部。2023年，在该片区的发掘中，商代的多个灰坑中出土有动物遗存。通过对这批材料的整理研究，得出郑州商城商代居民肉类饮食以哺乳动物为主，并有少量鱼类、软体动物和鸟类；在食用的哺乳动物中，以家养的黄牛、家猪和山羊为主要肉食来源，同时也会捕猎一些鹿科动物作为重要的肉食补充。郑州商城先民饲养家猪主要为了食用和祭祀；饲养绵羊主要为了获取次级产品；饲养黄牛主要用以食肉。家猪和黄牛为本地宰杀，绵羊为异地宰杀。该研究为郑州商城遗址夕阳楼发掘点商代灰坑的性质及用途分析提供重要依据，也为该时期的经济贸易研究提供重要证据。
PART15
报告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罗亚豪作了题为《郑州地区商代遗址出土植物遗存初步分析——以小双桥遗址为例》的报告。报告介绍了小双桥遗址植物考古工作的收获，在遗址2018年度发掘过程中，进行了系统的采样和浮选，经鉴定后共发现15759粒炭化植物种子，包括粟、黍、小麦、水稻和大豆5种农作物遗存，以及豆科、禾本科、桃核等非农作物遗存。其中J3的④、⑤层堆积较为特殊，集中出土了大量植物遗存和炭屑。在小双桥遗址浮选结果的基础上，与郑州商城、关帝庙等遗址出土的大植物遗存进行对比，进一步探讨小双桥遗址植物遗存构成和农业结构的特点。
PART16
报告
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王国洪作了题为《陕西省泾阳县南窑遗址出土植物遗存分析》的报告。南窑是一处以仰韶晚期遗存为主的聚落遗址。2022年浮选的84份样品共出土8900粒炭化植物遗存，包括粟、黍、小麦、大麦、大豆和大麻共6种农作物遗存，以及禾本科、豆科、藜科、莎草科等11科20种非农作物遗存。该研究在浮选结果的基础上分析了南窑遗址仰韶晚期和东周时期的农作物结构，讨论了仰韶晚期关中地区水稻种植的“退潮”现象和东周时期伴随秦人东进的小麦东扩问题。
PART17
报告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蓝万里作了题为《河南仰韶时期遗址植物大遗存分析——以站马屯、薛庄、仰韶村遗址为例》的报告。通过对渑池仰韶村遗址、郑州站马屯遗址、驻马店薛庄遗址仰韶时期堆积出土的植物大遗存分析，探讨河南境内不同环境下仰韶先民对植物资源的利用情况。这三个分别位于豫西台地、豫中山前平原、豫南河间平原的遗址，在仰韶时期都形成了以粟、黍、水稻、大豆为主，旱稻兼作的农业经济，不同遗址的农业结构略有不同。
第五节
第五节主持人：侯亮亮
PART18
报告
山东大学文化遗产研究院孙泽娟作了题为《山西稷山郭家枣园遗址东周时期炭化植物遗存分析》的报告。以往植物考古工作多集中于新石器时代，青铜时代及历史时期研究成果相对较少，但该时期的植物考古工作也很有意义和价值。文献是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形成的，同样具有一定的局限性，植物考古发现与文献记载相结合，能给我们带来新的认识和思考。小麦起源于西亚，龙山时代传入中国，最早的发现在山东地区和新疆地区。青铜时代小麦种植存在一定时空差异，起初小麦接受度最高的地点在甘青地区。此次晋南地区植物考古工作发现小麦遗存较少，受多种因素影响，与文献记载有异。纵观，海岱、中原、关中和甘青地区，小麦种植较为普遍，但所占地位略有差异。该报告对研究周代晋国农业发展带来一定启示，丰富了山西地区的植物考古发现。
PART19
报告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凡沛延作了题为《信阳出山店水库桥头遗址植物大遗存分析》的报告，介绍了信阳桥头遗址的植物考古工作，通过对遗址开展系统的浮选，发现有粟、黍、水稻、小麦、大豆、大麻等农作物及种类丰富的非农作物遗存。量化分析结果显示，石家河文化晚期该遗址为稻粟混作的农业生产模式，其农作物以稻为主、粟为辅，同时存在对野生植物资源的采集活动。西周时期农作物仍以水稻占据主导地位，粟和黍所占比重较小，同时种植有大豆、小麦和大麻，反映了多种农作物并存的作物结构，其他果实类植物遗存可能被遗址先民作为日常食物的补充和调剂。该研究有助于了解豫南地区聚落农业及遗址先民对植物资源的利用情况。
PART20
报告
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尤悦作了题为《家猪驯化早期阶段的动物考古学研究——以渑池关家遗址为例》的报告。该研究对河南渑池关家遗址裴李岗文化时期的猪骨（Sus scrofa）开展动物考古学研究，依据数量比例、年龄结构、性别信息和病理现象的证据判断遗址猪群受到了人类的管理。植物考古的证据显示粟、黍等农作物在遗址出现。碳/氮稳定同位素的食性分析显示虽然猪群的饲养方式为散养，但是多数猪可能摄入了一些C4类农作物及其副产品等人类食物，受到了人类的管理。关家遗址猪群第二臼齿（M2）与野猪大小接近、大于仰韶文化时期西坡遗址和二里头文化时期望京楼遗址的家猪，可能与人类的散养策略和雌性繁殖策略有关，这说明关家遗址猪群处于家猪驯化的早期阶段。认识家猪驯化早期阶段对我们更加科学地了解古代中国家猪独立起源的过程具有重要意义。
PART21
报告
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崔士豪作了题为《历史时期家养黄牛与水牛骨骼形态区分——以泗洪小龙头遗址为例》的报告。小龙头遗址位于江苏省宿迁市泗洪县，该遗址破坏严重，遗迹遗物较少。在2011年的发掘中，于一处北宋时期的灰坑内发现了大量动物遗存，其中家养黄牛和水牛遗存数量最多，共800余件，且整体保存状况较好，部位也较完整，是进行形态区分研究的良好材料。该研究对这批遗存进行系统测量和细致观察，综合分析各部位的测量数据和解剖学特征，初步总结出黄牛和水牛主要骨骼部位的差异，部位包括下颌骨、寰椎、肱骨、桡骨、尺骨、掌骨、髋骨、股骨、胫骨、跖骨、跟骨，对于区分历史时期家养黄牛和水牛遗存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作者|罗亚豪 摄影|孙静祎 审核|刘海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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