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报告会（共7节，28场）
第一节主持
陈朝云（郑州大学考古与文化遗产学院副院长、教授）
01
报告
兰州大学资源环境学院杨晓燕作了题为《科学、技术与考古——西藏康马玛不错遗址环境考古研究进展》的报告。杨老师首先介绍了兰州大学科技考古的实验室建设情况，并对以往开展的科研工作进行了回顾。随后详细介绍了西藏康马玛不错遗址，显示了目前取得的科研成果。通过多角度多学科综合研究，使我们了解康马玛不错遗址当时的地理环境情况及人地关系。
02
报告
郑州大学考古与文化遗产学院赵维娟作了题为《张公巷窑青瓷的原料特征和烧制技术研究》的报告。通过对张公巷窑青瓷研究背景、原料特征、微观结构和物相、烧制技术的分析，得出研制期张公巷青瓷胎原料来源分散，釉料配方杂乱。成熟期张公巷窑青瓷胎与汝官瓷胎的原料来源不同，前者具有高铝低硅、高钙低铁的原料特征。在釉料配方上，张公巷窑青瓷与汝官瓷有一定的传承关系；清凉寺窑汝官瓷和汝民瓷所使用的胎料基本相同，但它们的釉料配方明显不同。不同釉色张公巷青瓷的烧制温度和烧制气氛相差较明显，张公巷青瓷的玻化程度高，釉面的玻璃质感强。同时，胎釉中间层及釉中的晶相结构及尺寸也影响釉面呈色。
03
报告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周立刚作了题为《多种同位素分析打开史前文化交流研究新视野》的报告。。史前文化交流是一个普遍现象，但是目前的研究多限于从器物类型学层面揭示现象，而很少涉及背后具体原因或者交流形式。单一同位素/单一材料分析已经不能满足研究的需要。传统确定本地Sr范围的方法在史前交流活动频繁的区域不适用。多种同位素及成组材料对比分析，能够揭示更深层次人口迁移特征。笃忠遗址多人灰坑葬中至少1人为本地，其他个体来源于不同地区。余庄遗址迁移现象明显，出生于外地者多为女性、儿童、殉人（未成年为主）。瓦店遗址暂未发现明显迁移现象（与其它龙山遗址差异很大）。郝家台遗址曾经发生群体性迁移，女性个体幼年生活区域较远。该报告的分享为研究遗址的性质、史前文化交流途径、人群结构等提供新视角。
第二节主持人
赵维娟（郑州大学考古与文化遗产学院党委书记、教授）
梁法伟（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副院长、研究员）
04
报告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张鋆作了题为《从巩义走向世界——唐三彩与唐青花的发现与研究》的报告。唐三彩是中国陶瓷体系中最早使用钴料绘制蓝彩装饰的陶瓷产品，目前考古发现的生产蓝彩唐三彩的窑址仅有河南巩义窑和陕西的醴泉坊窑。相较而言，巩义窑是目前唯一已知的唐青花产地。此研究对国内外出土的唐青花进行了全面的统计与分析，发现共39片（件）唐青花出土于港口城址、生产窑址、墓葬和沉船，其分布与海上丝绸之路、唐代的中西方贸易息息相关。其纹饰风格明显受到异域的影响，能来自于中东地区。同时，通过对唐三彩与青花瓷胎釉的分析，发现唐青花的胎釉应承自唐代白瓷的材料与技术。该研究从考古发现与科技分析两个角度讨论了唐代蓝彩陶瓷的生产与使用、源起与外销的问题。
05
报告
洛阳市考古研究院任广作了题为《宜阳苏羊遗址新发现及多学科研究进展》的报告。苏羊遗址位于洛阳市宜阳县张坞镇苏羊村西部、下村南部，遗址坐落于洛河南岸的二级、三级阶地上，北临洛河，南望熊耳山。2021年起，经国家文物局批准，洛阳考古研究院开始对苏羊遗址进行连续性主动考古发掘。通过近三年的工作在遗址内发现了人工环壕、生活区、墓葬区、湖沼等重要遗迹现象，同时出土一大批陶器、石器、人骨、动物骨骼及炭化植物等遗存。该遗址在做好田野考古工作的同时，对出土不同类型的遗存也开展了一系列的多学科研究。从C14测年、人骨研究、古DNA研究、植物考古、动物考古、环境考古、陶器制法与产地分析等多角度全方位对出土遗存进行研究，深入挖掘遗址蕴含的丰富信息，并分享了多学科研究已初步进展。
06
报告
郑州大学考古与文化遗产学院贾奇珏作了题为《宜阳苏羊遗址屈家岭文化风格陶器产地分析》的报告。苏羊遗址存续时间从仰韶文化早期一直到龙山文化晚期，含有大溪、屈家岭、红山、大汶口等诸多文化因素，具有重要研究价值。采用Ｘ射线衍射分析仪（XRD）、Ｘ射线荧光光谱仪（XRF）及多接收杯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仪（MC-ICP-MS）对苏羊遗址的屈家岭风格陶片样品及遗址周边黏土进行结构、成分及Sr同位素分析，结果显示，苏羊遗址陶器基本为当地生产，或由多个作坊制作。通过与仰韶遗址样本对比，发现部分苏羊遗址陶片与仰韶遗址陶片成分接近。推测仰韶遗址与苏羊遗址这一时期仍存在交流互动。该研究为深化认识屈家岭文化在洛阳盆地的影响，中原与江汉地区文化的交流互动融合提供了依据。
第三节主持人
杨文胜（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副院长、研究员）
周立刚（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员）
07
报告
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曹金萍作了题为《考古出土车马坑的动物考古学研究思路—以郑韩故城为例》的报告。先秦时期，马作为重要的社会物质资源，是国力的象征，也是个人身份、地位和财力的象征。同时，马作为动力和速度的代表，在军事战争、交通出行等方面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郑韩故城发现车马坑 205 座，清理出马骨 1135 余具，是出土车马坑遗存最为丰富的城址之一。近年来针对郑韩故城车马坑遗存开展了动物考古学研究、古DNA 检测分析、同位素分析、金属成分检测等科技手段，在郑韩故城对马的利用方式、车马坑形制特征、车马坑性质、马牲的形态特征、车马殉葬过程、车马使用等级化等方面的研究均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该研究不仅深入地阐释了车马坑的文化内涵，还为郑韩故城的墓葬制度、城址布局研究提供了新视角。
08
报告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侯彦峰作了题为《“役用牛骨骼鉴定标准”在河南考古遗址应用案例介绍》的报告。《役用牛骨骼鉴定指南》是通过对罗马尼亚现代役用牛骨骼的深入研究，界定了一系列与牵引相关的病理特征。这些发现被应用于比利时遗址的罗马时期牛骨分析中，进而建立了一套识别役用牛的标准。值得注意的是，并非所有观察到的病理现象都与牵引劳作有直接关联，其他多种因素，如年龄、性别和环境也可能引发骨骼的病变。动物考古学目前研究表明，中国黄牛约在 5000 年前由西亚传入，并在距今 4500 年左右扩散至中原地区。春秋时期，出现铁制农具和牛车（或牛耕），战国时期，牛耕技术得到进一步推广，而在汉代，牛耕已广泛用于农业生产。然而，关于春秋之前牛是否作为役畜使用的问题，历史文献、画像石、塑像等信息有限。该研究将“役用牛骨骼鉴定方法—观察病理组织变化”应用于河南延津沙门遗址出土的宋金时期牛骨和三门峡李家窑遗址出土的西周晚期至春秋早期的牛骨。通过实践验证，该方法较为可靠，并发现西周时期中原地区可能已经把黄牛作为役畜使用。
09
报告
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武喜艳作了题为《河南三门峡地区虢国人群基因组研究》的报告。虢国是周朝立国前后分封的重要姬姓封国，在两周历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同时也是两周时期社会动荡及人群流动的直接反映。然而，由于缺乏详细的历史记载和分子考古研究，目前对于虢国东迁后的人群遗传特征以及虢国被晋国灭亡后虢人的去向问题尚不清晰。该研究以与东迁后的虢国直接相关的考古遗址（包括李家窑遗址和义马上石河墓地）的人骨材料为研究对象，进行了 DNA 研究。研究发现李家窑遗址和上石河墓地人群均具有较高的母系遗传多样性，包括单倍型 A、B、C、D4、D5、G、M32 和 N9 等。另外，研究发现两个遗址有着明显不同的父系遗传特征，李家窑遗址的父系单倍型以O 为主，而上石河墓地人群则以 N 和 Q 为主。此外，通过常染色体基因组研究发现，李家窑遗址和上石河墓地人群在遗传结构上有着明显的差异，上石河墓地人群（埋葬方向为南北向的墓葬）与古代黄河流域人群，尤其是与陕西五庄果梁遗址和石峁遗址的古代人群有着非常近的遗传关系，暗示了该人群可能起源于陕西一带，相比于上石河墓地人群，李家窑遗址人群受到更多类东亚南部的遗传影响。总之，本研究为虢国被灭国后虢人的去向提供了有力的证据，也为了解两周时期复杂的人群流动和虢人的遗传历史提供了重要的数据支撑。
第四节主持人
蓝万里（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员）
陶大卫（郑州大学考古与文化遗产学院副教授）
10
报告
郑州大学考古与文化遗产学院蒋宇超作了题为《郑州地区两周时期手工业遗存中的燃料研究》的报告。本研究通过对郑州地区西周时期的车庄遗址和春秋时期的官庄遗址出土木炭的树种鉴定，统计不同树种的绝对数量和出土概率；此外还根据保存状况记录主要树种的年轮曲率，尝试讨论该遗址的木材利用方式和对燃料的选择偏好。车庄遗址的木炭保存状况较差，仅可进行树种分析，以阔叶树为主，包括壳斗科栎属（Quercus sp.），鼠李科枣属（Ziziphus sp.），榆科榉属（Zelkova sp.）、榆属（Ulmus sp.），蔷薇科梨属（Pyrus sp.）、李属（Prunus sp.）等，针叶材很少见。官庄遗址春秋早中期铸铜遗存中发现的较大块木炭以阔叶材为主，仅存极少量针叶材；壳斗科栎属占比和出土概率均接近 80%，多为槲栎类，推测大部分为直径<5cm 的小型树枝；栎木存在较高比例的裂隙，可能燃烧了较为新鲜的树枝；榆科木材占比接近 10%，出土概率超过 20%，主要为榉属，其次为榆属；梨木、枣木也较为常见但占比更低，偶见李属、香椿属（Toona sp.）、五加科（Araliaceae）、栒子属（Cotoneaster sp.）、栾属（Koelreuteria sp.）树、黄杨属（Buxus sp.）等；在炼渣、炉壁中夹杂的少量木炭均为栎木。两处遗址都主要利用阔叶材，其中栎木是优势树种，但车庄遗址对各种杂木的利用都较多，而官庄遗址的铸铜集中使用栎木的小型枝条进行手工业活动。
11
报告
郑州师范学院历史文化学院郭荣臻作了题为《河洛地区二里岗文化农业复杂化的考古观察》的报告。通过对河洛地区二里岗文化植物考古工作的回顾与梳理发现，在二里岗文化先民的生业体系里，农业经济以粟为主导、黍和小麦为重要组成、稻和大豆占据一定比重的作物性食物资源利用状况可能是时人农业种植体系的反应，其他植物性食物资源的利用也在先民生活中发挥作用，对二里岗文化与社会强势发展有所贡献。与同时期的海岱地区部分遗址的五谷利用与生产相较，本区小麦资源的重要性更强，大豆资源的重要性略弱。
12
报告
郑州大学考古与文化遗产学院陶大卫作了题为《基层聚落视角下中原地区早期农业》的报告。虎丘岗遗址碳化植物遗存综合研究的结果表明，虎丘岗先民采取积极的农业策略以应对区域环境波动与社会变化，主要包括作物结构的有效调整，改善作物管理（如粟黍种植管理的强化、小麦这一新作物品种的有效管理），以及开垦新农田以种植多种作物。作为社会基本组成单元的中小聚落，虎丘岗遗址各个时期的农业策略及其演变是其面对区域环境波动与社会变化的有效应对，结合区域内龙山至东周时期普通聚落植物考古与植物碳氮稳定同位素等分析，中原地区龙山至东周时期基层社会农业结构具备稳定性，农业技术体现出创新性，农业生产具有一定灵活性，这些特质共同构成了这一时期农业的可持续性。可持续性的农业正是社会转型发展期中原地区城市化进程的经济支撑，更是中原地区国家社会产生、发展与青铜文明兴盛的内在驱动力。
13
报告
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李丽娜作了题为《淮阳平粮台遗址龙山时期陶器残留物分析和研究》的报告。通过对平粮台遗址出土的部分与饮食有关的陶器进行微体植物遗存及菌类残留物研究，确定了部分陶器的功能。在残留物中观察到包括粟黍类、栝楼根、百合、水稻、小麦族、薏苡、栎属和菱角的淀粉粒和大量植硅体，表明平粮台遗址龙山时期是旱稻混作的农业经济模式，且以旱作农业为主。平粮台遗址龙山时期先民获取植物性食物资源的方式以农业种植为主，兼有采集。另外，部分陶器标本观察到与发酵损伤接近的淀粉粒、糊化的水稻淀粉粒、酵母细胞和红曲霉，说明这一地区龙山时期先民已掌握用水稻酿酒的技术。该研究成果为了解豫东地区龙山时期陶器功能、原始农业发展状况、生业模式等问题提供了新的数据支持。
14
报告
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刘春洋作了题为《新密新砦遗址新砦期陶器残留物分析和研究》的报告。通过对新砦遗址新砦期出土的部分陶器进行残留物分析，观察到淀粉粒、植硅体和与酿酒有关的菌类，确定了部分陶器的用途。与已知的淀粉粒、植硅体形态对比可知，本次分析发现的农作物种类有粟黍类、小麦族、水稻，非农作物种类有栝楼根、薏苡、栎属，表明新砦遗址新砦期是旱稻混作的农业经济模式，且以旱作农业为主。栝楼根和栎属等植物的发现，反映出这一时期先民获取植物性食物资源的方式兼有农业种植和采集。另外，部分陶器标本观察到发酵损伤的淀粉粒和酵母细胞，说明这一时期新砦遗址的先民已掌握了酿酒技术。本次研究成果为新砦遗址新砦期陶器功能、农业结构、生业模式等问题的研究提供了新的数据支持。
第五节主持人
姚智辉（郑州大学考古与文化遗产学院教授）
崔天兴（郑州大学考古与文化遗产学院副教授）
15
报告
郑州大学考古与文化遗产学院何俊超作了题为《汉水流域仰韶早期亚腰形石锤的发现及其相关问题》的报告。亚腰形石锤被认为是与矿业开采活动密切相关的器物，在龙山至二里头时代的洛南河口遗址、卢氏拐峪绿松石矿业遗址中均有发现。目前，亚腰形石锤最早在阮家坝遗址仰韶文化半坡类型遗存和伍相庙遗址大溪文化遗存中均有发现。
绿松石制品最早见于中原地区裴李岗文化，至仰韶文化半坡类型时期也有系统发现，可见绿松石的使用相对集中，主要集中于我国鄂豫陕绿松石矿区周边，但遗址之间数量差异明显，可能与早期绿松石的开采使用策略密切相关。不过，目前出土亚腰形石锤的阮家坝遗址和伍相庙遗址中却很少见到绿松石制品，其原因需要进一步思考，但这些石锤的出现为我们理解早期绿松石矿等矿业遗存的开采和使用提供了重要线索。
16
报告
郑州大学考古与文化遗产学院史启蒙作了题为《淅川沟湾遗址仰韶时期出土端刃石器微痕定量研究》的报告。如何将复杂的微痕分析量化是目前研究石器功能及其使用方式亟需解决的问题。河南淅川沟湾遗址仰韶时期出土了较多的斧锛凿类端刃石器，借助超景深显微镜和白光干涉仪对九件沟湾遗址出土的端刃石器、四件模拟石斧进行微痕定性观察和定量分析。结果表明，对于端刃石器样本，不同的参数值之间呈现出相同或相反的变化趋势，表明同类型、不同岩性的石器标本之间可以进行量化比较分析。同时，根据 Ra、Rz 两个参数值，尝试性建立表面粗糙度与微痕状态的分级量化，分别对应的微痕状态为严重磨圆、中度磨圆、轻微磨圆及磨圆不甚清晰，通过聚类分析方法来描述数据，衡量不同数据源间的相似性，从而与端刃石器功能相关联。同为表面分析手段的表面粗糙度和微痕分析具有高度的一致性，粗糙度的 “线粗糙度”、“面粗糙度”等各项参数为微痕分析的进一步细化提供了新的视角，并为微痕分析的量化提供了新的思路和可能性。
17
报告
郑州大学考古与文化遗产学院赵民喆作了题为《淅川沟湾遗址出土史前青铜小件研究》的报告。2007 年淅川沟湾遗址出土了两件青铜小件，两件器物的地层学和类型学、C14 测年显示其年代属于屈家岭文化晚期。铅同位素、成分分析显示两件青铜器均属于铅锡青铜，且铅含量均在 8%以上。铅同位素比值分析显示铅矿可能的范围在秦岭北麓和栾川一带。两件青铜小件的元素含量分析显示，沟湾先民们已经意识到了一定的合金配比，对铅、锡的金属性能有一定了解。青铜镞残件的类型学分析显示，出土铜镞与屈家岭时期的石镞、骨镞形制相同。这两件青铜小件的出土，对研究青铜器的来源、青铜冶炼技术的传播路线以及中国史前时期对青铜器的利用和认识提供了新的材料。
18
报告
安阳师范学院历史与文博学院明朝方作了题为《安阳西高穴遗址清代墓葬出土钱币的成分分析》的报告。西高穴遗址位于河南省安阳市安丰乡西高穴村西南部。2012年2月在遗址清理出两座清代夫妇合葬墓，墓葬中出土有大量钱币。整理发现，土钱币119枚，包括政和通宝、康熙通宝、乾隆通宝、嘉庆通宝、道光通宝、咸丰通宝等，钱币背文多达16种。本研究，利用便携X荧光仪对钱币进行化学组成检测，结合文献记载，对便携X射线荧光分析的可行性及清代钱币各元素含量的历时性、区域性差异与当时政治文化、经济生活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探讨。
19
报告
郑州大学考古与文化遗产学院姚智辉作了题为《几件馆藏黄铜件的分析与探讨》的报告。研究者借助扫描电镜和金相显微镜对馆藏9件黄铜件进行成分半定量分析和组织观察，ICP-MS进行微量、痕量元素的定量分析。9件样品时代包括汉代、元代、明代和清代，器类为发簪和耳勺。其中8件为Cu-Zn合金，1件为Cu-Zn-Pb三元合金，与其他时代黄铜饰件杂质较少不同的是，清代的4件样品中含有微量镍和铁等元素，推测这和使用锌矿石有关。组织观察发现9件样品中的3件铸造和2件热锻器物均为清代，其余4件为低温锻造。明清时期，锻、铸同时存在。器件属于同一类炼制黄铜技术，制作工艺也可不同。这批黄铜件中微量元素镉的规律，与黄铜钱币规律一致又略有不同，研究者对此现象进行了初步探讨，微量元素定量分析也为印证黄铜件的年代提供了旁证。
第六节主持人
周亚威（郑州大学考古与文化遗产学院教授）
孙蕾（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员）
20
报告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王煜作了题为《贾湖遗址第八次发掘出土人骨的健康状况》的报告。通过对贾湖遗址第八次发掘墓葬的体质人类学研究。初步研究结果表明，贾湖古代居民死亡年龄段主要集中在壮年期，平均死亡年龄30.28岁。其中男性平均死亡年龄31.11岁，女性平均死亡年龄28.33岁。贾湖男性居民平均身高达到176.27厘米，远超前七次发掘出土人骨的平均身高，可能反映出该墓区人群的营养状况更高一些。骨骼上的病理表现形式有肢骨骨折、颅骨凹陷性骨折、骨膜炎、骨关节炎、施莫尔结节等。严重的口腔疾病反映出贾湖居民糟糕的口腔健康状况。此外还发现可能与特定习俗有关的颅骨枕部变形、拔牙和颅骨切割现象。贾湖遗址第八次发掘位于遗址中心区，随葬数量多、规格高，该区域人骨的身高、患龋率远超过前七次似乎也反映出这一点，表明当时可能在墓葬等级和分区上已有了一定程度的分化。
21
报告
郑州大学考古与文化遗产学院刘艳梅作了题为《东周时期刑罚和医疗制度背景下的惩罚性截肢》的报告。截肢是创伤处理或医疗过程中的外科手术，也是一种惩罚性的肉体减刑，下肢减少会导致行动能力丧失和羞耻感。利用生物考古学方法对河南省三门峡甘棠遗址出土的两例具有下肢截肢迹象的个体进行了研究，以调查截肢对骨骼的影响以及可能的患者护理和截肢事件的情况。M693左侧下肢截肢，M432 右侧下肢截肢。宏观观察和图像分析表明愈合和功能适应。随葬品和同位素分析表明这两个人具有相对较高的社会经济地位。据推测，M693 和 M432 因重罪而受到惩罚性截肢，与周朝刑罚制度中法律和刑罚的历史文字记录相一致。被惩罚后，这两个人得以康复并在良好的照顾下继续生活多年。这些研究丰富了我们对下肢截肢的身体后果以及古代社会背景下惩罚性截肢现象的理解。
22
报告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闫琪鹏作了题为《唐开元寺遗址人骨埋葬坑 2023 年度的清理与研究》的报告。该遗址埋葬坑均为短时间一次性埋葬行为，人骨规整、层层叠压，至少存在近千余个体。对M42、M25进行了逐层逐个体清理及初步人口学研究，尝试探索该人群大规模死亡及埋葬的原因。对个体进行了最小个体数、性别、死亡年龄鉴定工作。个体年龄多为青年、壮年、也有部分婴幼儿个体。病理现象主要为非致命性疾病与创伤。推断该人群为非正常死亡，初步推测与唐代中晚期中原地区的灾疫现象密切相关。
23
报告
郑州大学考古与文化遗产学院付清鑫作了题为《中国古代农业人群与农牧混合人群臼齿颊侧面微磨耗形态的比较》的报告。为探讨不同生业模式人群饮食结构差异在牙齿微磨耗上的表现，本文使用超景深显微镜对郑州汪沟遗址和大同金茂园遗址出土的85例个体的下颌第一臼齿颊侧面进行了微磨耗形态观察。结果显示，两组人群在臼齿微磨耗形态存在显著性差异，以农业经济为主的汪沟人群臼齿颊侧面条痕均数为36.95条，条痕均长为236.89μm，水平与垂直平均条痕长度比值平均为120.89%，农牧混合经济下的金茂园组条痕均数28.26条，条痕均长262.55μm，两长度比值平均为83.51%。相比金茂园组，汪沟组人群臼齿颊侧面微磨耗特征存在条痕长度短，密度高，两长度比值较高的现象，表明不同的饮食结构会造成不同的臼齿颊侧面微磨耗形态。
第七节主持人
鲁鹏（河南省科学院地理研究所研究员）
金锐（河南大学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讲师）
24
报告
河南省科学院地理研究所陈盼盼作了题为《中原地区遥感考古研究历程与展望》的报告。该讲座首先梳理了我国遥感考古的发展历程。指出古环境重建与景观复原的理念也对遥感考古工作产生影响，数字环境考古的概念被提出，相应的研究模式迅速得以实践并取得很好的研究效果。随着当前大数据、人工智能、大模型等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机器学习、深度学习等手段也将对遥感考古研究产生重要影响，并在未来的研究工作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25
报告
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金锐作了题为《综合物探在武王墩墓考古中的应用研究》的报告。淮南市武王墩墓是迄今安徽省境内发现规模最大、规格最高的楚系墓葬。为配合墓葬发掘以及保护规划，在发掘的不同阶段，运用探地雷达、高密度电法进行综合物探。通过对比试验，分析了高密度电法的不同采集模式，不同采集装置的考古现场适应性，探地雷达不同频率天线对不同深度地层和考古遗迹的反射特征。在此基础上，对高密度电法和雷达数据进行处理和解释，综合物探结果显示了墓葬的结构，弥补了传统洛阳铲勘探的缺陷，为墓葬发掘保护提供了科学参考。通过不同考古发掘阶段综合物探实践，总结了高密度电法、探地雷达技术在考古工作中的优缺点、适用范围以及应用方向，为后续考古物探工作提供参考。
26
报告
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秦臻作了题为《豫北古黄泛区的环境考古研究：进展与启示》的报告。豫北地区所处的黄河中下游冲积平原，是中华文明起源和早期发展的核心区域之一。然而，历史上黄河在该地区的频繁泛滥，致使大量考古遗迹被深埋于地下，进而导致学术界对该区域文明演进和环境变化的认识较为有限。近十年来，我们的研究团队在该区域开展了深入而广泛的田野考古工作，系统发掘了内黄三杨庄、岸上以及濮阳戚城、高城等遗址，并在内黄、濮阳地区清理了十余处地层剖面。基于这些资料，我们对这一地区的环境变化状况和社会演化历程开展了多学科综合研究。我们的分析显示社会演进与环境演化之间存在复杂而多样的互动关系：环境状况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社会发展进程；同时，当地居民采用构筑高墙、兴建水利设施、多样化种植等手段适应外界环境变化；进而，这些人类活动极大改变了该地区的地貌，形成了人为土（Anthrosols）或人为景观（anthropogenic landscape），并对后续的自然地貌演化带来持续影响。
27
报告
河南省科学院地理研究所鲁鹏作了题为《作为考古学的环境考古学》的报告。作为考古学的重要分支学科，环境考古学的产生与发展始终同考古学保持紧密联系。19 世纪早中期，现代考古学形成早期的史前考古学阶段，地质学、生物学的相关思想深刻影响着考古学的发展，遗址内伴生的动物遗存、植物遗存，以及堆积物中反映的地貌和水文变化纷纷被应用于考古年代学、早期人类食谱、聚落环境背景及旧石器时代研究。在随后的进化考古学、文化-历史考古学、功能-过程考古学、过程考古学、后过程考古学等考古学发展的各个阶段，自然环境在认识和重建古代人类社会中的作用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环境考古学以“古代人地关系”为主要研究目标。这种“古代人地关系”实际上广泛蕴含于考古文化遗存之中，城墙、壕沟、水渠、大型台基、房址、水坝、农田等早期人类文化遗存事实上都是古代先民对自然环境的认识、利用、改造、影响的结果，一定程度上可以看做“古代人地关系”的具体表现形式。在这种研究范式的影响下，环境考古学与考古学在研究对象、研究方法、研究理念、研究目标等方面均有很好的一致性，环境考古学与考古学也表现出“殊途同归”的发展趋势。
28
报告
开封市文物考古研究院万军卫作了题为《地理信息技术在城市考古工作中的应用及相关问题探讨——以开封城市考古为例》的报告。城市考古是以古代城市遗存作为研究对象的考古学分支学科。一般而言，古代城址尤其是都城遗址规模远大于一般聚落，构成要素多样且沿用时间大多比较长，城市考古工作具有长期性和分散性的特点。如何从宏观角度尽可能精确地测量并表示古代城址的平面布局、演变过程是城市考古测绘工作的重要任务。近些年来随着 GPS-RTK、无人机航测、GIS 等地理信息技术在田野考古工作实践中的逐步推广，国家文物局根据城市考古工作的特点提出了“一张图”数据管理要求。本文以开封城市考古实践过程中运用地理信息技术的典型案例为参考，总结并探讨当前城市考古融合地理信息技术的必要性、可行性及存在的问题。
圆桌讨论
圆桌讨论主持人：何军锋
（河南省文物局二级调研员）
会议为全面提升我省科技考古领域的研究水平，促进科技考古与传统考古的深度融合，于28号19:00-22:00举行了圆桌讨论，主旨是为“河南科技考古”发展建言献策。讨论会由河南省文物局二级调研员何军锋主持，汇聚了来自我省的27位科技考古学者和田野考古发掘领队，共同为河南科技考古事业的发展建言献策。在讨论会上，大家实事求是、积极发言、讨论热烈、建言中肯、献策可行。各位专家集中讨论的问题和解决问题的办法如下：1）需要加大田野考古科技考古样品采集方法和注意事项普及力度。存在人骨、祭祀动物骨骼未及时收集，发霉、小骨头移位、骨质变酥脆、风化程度加深等现象。应对现场负责人和技术工人开展科技考古采样方法和注意事项培训，需建立中期检查和验收制度。2）目前省内尚无科技考古专项经费的支持，部分关键性遗址因经费短缺尚未开展科技考古工作。应针对与“考古中国”、“夏文化研究”、“文明探源”等重大课题关系密切的遗址，设立大的综合性课题，由省文物局牵头组织联合攻关，实现获取“饱和性”科技考古信息。3）省内各机构的科技考古标本库建设相对薄弱。应增大库房面积，逐年增加动植物比较标本的数量和种类。4）研究材料共享不充分。需建立鉴定检测分析高效、研究成果公平合理分配的工作机制。5）高校科技考古研究团队在省内特别重要的遗址上未能发挥力量。应由省文物局协调，增加省内发掘单位与省内高校科技考古团队开展合作研究的机会。6）科技考古人才短缺。应建立一套完善的激励机制，以吸引和留住人才，为优秀人才提供更多的发展机会。7）培训一批能够掌握简单技能的技术工人，能够进行科技考古样品采集、基本分类、编号、简单鉴定等工作。8）科技考古研究人员，应深入田野考古一线，多获取考古背景信息，增加交流机会，切实解决考古学问题。上述问题和解决办法是本次圆桌讨论的焦点。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刘海旺出席了本次圆桌讨论，从始至终听取了各位专家的发言，对大家所提意见，其中涉及到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的问题，都对其进行了回应，并鼓励大家积极开展工作，为河南考古、河南科技考古事业做出贡献，希望“河南科技考古年会”能够持续举办。最后，何军锋同志对本次讨论会进行了简单总结，针对关键性问题进行了回应，介绍了省文物局将要采取的措施，以及全力支持“河南科技考古提升工程”项目。
圆桌讨论现场
闭幕式
闭幕式主持人：郑州大学考古与文化遗产学院党委书记赵维娟教授
闭幕式由郑州大学考古与文化遗产学院党委书记赵维娟教授主持，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刘海旺做了会议总结。刘海旺为28场学术报告的研究成果做了简明扼要的总结，认为这些研究成果不仅展示了科技考古的深度与广度，更揭示了科技在探索中华文明形成过程中的不可或缺的作用。他表示，这次会议对以后河南科技考古的工作起了一个良好开端，希望以后每年都能举行。随后，他希望河南未来的科技考古工作，应在 “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夏文化研究”等重大课题上取得更多突破性成果，把科技与考古相互融合，不断创新发展，推动河南考古事业蒸蒸日上。同时，也鼓励广大科技考古研究人员多去田野考古发掘现场，以获取更多的出土信息，保证科技考古样品采集的科学性、完整性，增加传统考古与科技考古之间的交流与融合。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刘海旺
(作者| 王永笛 摄影|孙静祎 聂 凡 审核|刘海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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