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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学科探索夏文化——2022夏文化论坛(三)
日期:2022-06-30 浏览:1701次

报告纪要

03

第三场 


第三场报告由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魏继印教授和郑州嵩山文明研究院研究员王文华主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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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霄雷:《夏纪年早期黄土高原考古学文化的互动与格局》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助理研究员董霄雷作了题为《夏纪年早期黄土高原考古学文化的互动与格局》的报告。选取黄土高原这一中原和北方两大文化中心所处的地理区域,将黄土高原划分为晋南豫西地区、陕北地区、晋中晋北地区和甘青地区这四个区域。通过辨识出各区域内年代处于夏纪年早期的诸文化遗存,从典型器物组合及演变关系入手,对这一时期的文化互动及演进格局进行考察,认为进入夏纪年后,黄土高原各区域内的诸考古学文化都发生了一些变化,这些变化既是传承了本地已有的文化因素,同时又主动或被动地与周边文化相联系,从而构成了一个多元互动的文化格局,这一认识也为探讨中原地区早期夏文化的形成与发展提供了一个重要的文化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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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怀颖:《关于夏文化研究的几个空白点》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员常怀颖作了题为《关于夏文化研究的几个空白点》的报告。一是关于豫北地区相当于二里头文化一、二期遗存存在部分的缺失。鹤壁刘庄个别墓葬年代可上移至相当于二里头文化二期偏晚。但由此而来的新问题是刘庄墓地究竟是否属于下七垣文化或先商文化,否则整个先商文化的年代需整体上移。报告者认为该墓地是晋中地区土著人群迁徙至太行山以东的结果,随后逐步融入豫北地区的当地文化。豫北二里头一、二期遗存缺失,不是龙山文化年代下延的结果。二是关于二里头一期测年结果的差异。洛阳盆地东部调查所获一期遗存与二里头遗址的二里头一期遗存测年结果有150年的差别。二里头一期在伊洛地区发展超过150年,是否还能细分?如不能细分,是什么原因造成同一考古学文化在不同地区演变节奏不同?上述两个问题是夏文化研究中的研究空白,需要再次给予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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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广阔:《关于新砦文化的几点认识》


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袁广阔教授作了题为:《关于新砦文化的几点认识》的报告。新砦遗址为代表的新砦文化探索对于早期夏文化研究、早期国家的产生等学术课题具有重大意义。几点认识:一是新砦文化的核心是新砦遗址,新砦文化是由新砦向周边逐步扩展形成的。距离新砦遗址越近,陶器等文化特征越清晰,越容易判断遗址的性质。二是新砦遗址是该文化的都邑,周边的沟赵、花地嘴等遗址都是拱卫新砦遗址的。它超大的规模,较高的祭祀规格以及发现的青铜残片、龙纹装饰、玉璧、牙璋等器物都可证实新砦遗址有王者气象。三是龙山晚期万邦林立、多中心对抗,从豫北、豫中目前发现的龙山城址规模都不大,控制的范围有限。但新砦时期是大碰撞、大变革的时代。中原内部有大量遗址、城址被统一,外部方面北有石峁文化南下、东有山东龙山文化西进,南有盘踞多年的石家河文化,可以说是多种势力觊觎中原,新砦文化便是在此背景下形成,建立都邑并开创了夏文化的一个新时代,所以要充分认识新砦文化在整合过程中的意义。


魏继印:《江汉地区后石家河时期文化遗存分析》


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魏继印教授作了题为《江汉地区后石家河时期文化遗存分析》。分布在江汉地区的后石家河时期文化,根据其分布范围以及陶器群特征,可分为乱石滩类型、杨庄二期类型、肖家屋脊类型、石板巷子类型和孙家岗类型遗存。该区域文化因素的来源具有多样性,包含本土石家河文化因素,关中客省庄文化因素,中原陶寺文化因素、王湾三期文化因素、新砦文化因素、造律台文化因素等。分期结果表明,这一地区后石家河时期文化大体可以分为五个阶段,结合考古学文化遗存与文献记载,江汉地区后石家河时期文化的第一、二阶段,或许是尧联合各部落对三苗进行征伐历史事件的反映;第三、四阶段,或许与禹联合伯益征伐三苗历史事件相关;第五阶段,可能反映了启与伯益部族相战的史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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闫付海:《尧舜禹史实与年代研究》


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馆员闫付海作了题为《尧舜禹史实与年代研究》的报告。通过对文献记载的尧舜禹的相关事件梳理和分析,发现《史记》和《今本竹书纪年》的相关年代是一致的,文献记载的重要事件也可以充分合理地缀合在这个统一的年代系统上,不仅反映了《史记》和《今本竹书纪年》对尧舜禹的记载很大程度上是真实的,也清楚地表现了尧舜禹时代最高权力的转移过程,可以理解司马迁所塑造的传说时代的“圣王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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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纪要

04

第四场 


第四场报告由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张立东教授和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副研究员杨树刚主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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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乃诚:《夏王室玉器觅踪》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朱乃诚作了题为《夏王室玉器觅踪》的报告。迄今的考古资料线索显示,夏代可能还没有形成成文的文字。在不能够发现当时文字资料证据的前提下,如果能够获得特征属性专一的夏王室遗物,那么结合发现的有关遗迹现象,可以确认夏代与夏王朝的存在。对黎城后庄人首纹玉戚进行分析,是一次有益的探索。年代方面,通过对玉戚的形制特征、人首纹饰特征的分析,推定其属新砦期晚段。考古学文化属性方面,通过将其与后庄素面玉戚、二里头二期玉戚作关联比较,认为它应是夏王朝遗物。社会属性方面,这件玉戚十分精致,使用者或所有者应是当时社会的高层人物。而施刻在玉戚上的两种人首图案具有“王后”和“王”的形态特征。据此,可推测这件人首玉戚是夏王室遗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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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景山:《新密新砦遗址2016-2018年度出土石制品的整理和初步研究》


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李景山博士作了题为《新密新砦遗址2016-2018年度出土石制品的整理和初步研究》的报告。新密新砦遗址2016-2018年度出土石制品经初步整理,主要为磨制石制品,以及一些半成品、坯料和打制石器。磨制石制品包括工具、武器、礼仪用器、装饰品及难以判断器类的不明石器和难以判断器形的残件。相较于同时期都邑性遗址,新砦遗址相同发掘面积出土的磨制石器成品最为丰富,涵盖龙山晚期、新砦期和二里头期,时间跨度长且连续,为研究这三个时期石器的形制演变、器类变化、制作工艺、石料选择等方面,提供了重要的研究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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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鼎:《二里头遗址出土骨雕兽面的再认识》


河南大学历史文博学院副教授韩鼎作了题为《二里头遗址出土骨雕兽面的再认识》的报告。二里头遗址第四期晚段曾出土一件兽面纹骨匕(2004ⅤH285∶8),通过对其目纹、鼻纹、口部、冠饰等特征的分析可得到如下认识:从历时性角度来看,它传承了龙山时代神面纹的介字冠、冠侧内卷纹、旋目、1656929407522405.png形口等特征,这些特征是龙山时代各地神面纹所共享的特征,山东龙山文化、后石家河文化、石峁文化中的神面纹均或多或少的具备此特征。而二里头骨匕上的兽面是郑州商城饕餮纹(萌芽阶段)的直接来源,虽然部分特征(如旋目、口部)在饕餮纹的演进过程中未被传承,横向的介字冠也进一步变化,但仍对探讨饕餮纹的特征来源具有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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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晓红:《中条山青铜时代金属资源产地的新证据—以洛阳出土东周铜币为例》


洛阳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副研究员袁晓红作了题为《中条山青铜时代金属资源产地的新证据—以洛阳出土东周铜币为例》的报告。对东周洛邑出土13件铜币进行分析显示,洛阳东周铜币合金类型为红铜和铅锡青铜。发现了1件206Pb/204Pb比值达30.44的平首布属于地质上罕见的铀源铅,对比已发表的矿山数据,中条山的铜矿峪铅同位素数据与之吻合,从而获得了中条山金属资源开采利用的直接证据。金相显微组织中存在大量的硫化铜和硫化亚铜夹杂物表明,在冶炼矿石中存在着铜的硫化矿物,这说明到了东周时期中条山古铜矿区可能已经大规模地使用“硫化矿一铜”工艺来炼铜。通过本文的科技分析,对下一步中条山古矿区的发掘具有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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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彦峰:《河南登封南洼遗址二里头文化时期出土货贝研究》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副研究员侯彦峰作了题为《河南登封南洼遗址二里头文化时期出土货贝研究》的报告。河南登封南洼遗址出土二里头文化时期的骨、角、牙、贝制品180多件,根据制品的形状分为镞、锥、刀、匕、簪等15类。原料以大中型哺乳动物的长骨和三角帆蚌的壳为主。从用途上看,可分为狩猎(镞)、装饰品(簪)、缝纫用具(针)、餐具(匕)、货币和宗教用品(覆面、卜骨)等。该批骨器的加工工艺主要是以切割、砍砸和打磨方式为主。二里头文化时期的墓葬(2004M1)出土了7枚带有琢孔的黄宝螺(货贝)的壳,通过形制比较、加工工艺、遗址出土情况调查、古文献、货币演进史等分析,推测该批黄宝螺的壳具有货币功能。也就是说,报告者支持夏王朝已经开始使用“货币”这一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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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余洁  摄影|翟超 审核|刘海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