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告纪要
开幕式结束后，2022年度夏文化论坛学术报告环节开始。
第一场报告由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副院长、研究员魏兴涛和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副院长、研究员张晓峥主持。
魏曙光：《河北武安赵窑遗址考古新发现》
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副研究员魏曙光作了题为《河北武安赵窑遗址考古新发现》 的报告。赵窑遗址内涵丰富，有仰韶早期（后岗一期）、仰韶晚期（大司空文化）、龙山早期、夏时期、早商、中商、晚商、西周、战汉时期等遗存，基本涵盖了从仰韶早期到汉代冀南地区考古学文化发展的序列，尤其是夏商周时期遗存基本一脉相承。2021～2022年，赵窑遗址取得一系列重要收获。发现仰韶早期环壕聚落，是河北目前发现的唯一一座史前环壕聚落，也是后岗一期文化最为明确的环壕聚落。发现的商代房址最为引人注目，9座房址排列规律，多为双室，多带台阶式门道，有分布规律的柱洞，部分房址地基下有人牲现象。F5首次发现火炕，将我国火炕的历史提前到商代。遗址中出土有卜甲、原始瓷等体现遗址等级的重要文物。
陈雪香：《山东菏泽青邱堌堆遗址的龙山—岳石文化遗存》
山东大学文化遗产研究院陈雪香教授作了题为《山东菏泽青邱堌堆遗址的龙山—岳石文化遗存》的报告。2021年度，青邱堌堆遗址的发掘发现了一批龙山—岳石文化时期的遗存，遗迹以房址和灰坑为主。龙山文化房址在同一房基上推倒重建的现象普遍，陶器盛行的方格纹、篮纹，以及夹细砂中口罐等器形，在岳石文化中继续使用，代表了龙山文化向岳石文化的过渡在文化特征上有很强的延续性。岳石文化房址未见明确的原址重建现象，推测延续使用时间不长。岳石房址与龙山房址之间，局部可见深褐色的“间歇层”；岳石文化房址废弃堆积之上，直接叠压着商前期地层。岳石文化陶器共出较多下七垣文化的花边口沿绳纹罐、细绳纹鬲等，出土的爵与二里头文化爵的形制较为接近。
张永清：《郑州洛达庙遗址二里头遗存2021年考古收获——郑州二砂文化创意园区K-01号宗地》
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副研究员张永清作了题为《郑州洛达庙遗址二里头遗存2021年考古收获——郑州二砂文化创意园区K-01号宗地》的报告。郑州二砂文化创意园区K-01号宗地隶属于郑州洛达庙遗址。2021年3～4月进行考古发掘，共清理二里头文化遗存5处。出土遗物比较丰富，主要有石、陶器和贝壳三种。石器6件，均为生产工具，包括石镰1件、石凿2件、石刀3件。陶器84件，可辨器型有圜底深腹罐、圆腹罐、敛口罐、捏口罐、扁足鼎、大口尊、附加堆纹大口尊、小口尊、豆、瓮、甑、盆、盂、缸、杯、器盖等生活用具。贝壳3枚。根据该批文化遗存的特征，推测其应属于二里头文化二期、三期文化遗存。
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助理馆员梁亚男作了题为《2021-2022年度新砦遗址勘探及发掘汇报》。2022年2～4月，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南新砦队联合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分别在新砦遗址北部、西部及台岗开展调查、勘探工作。遗址西部勘探区域新发现西侧外环壕南段的堆积情况及保存状况，并发现有19处灰坑及4处墓葬。台岗发现包含有大量陶片的断面，发现夯土台基1处，墓葬1处及灰坑2处，依据采集到的陶片推测台体时代为东周，与之前推断的黄台之丘不符。2021年12月至今开展的发掘工作主要在遗址内壕核心区的西北部，现已完成35处灰坑、14处墓葬的发掘工作。灰坑均为新砦期，出土遗物丰富，包括陶器、石器和骨器等。墓葬均为土坑墓，时代较晚。新砦遗址的田野调查、勘探及发掘工作为探索早期夏文化研究提供了新的重要材料。
二里头遗址出土岳石文化陶器初步研究》
山东大学文化遗产研究院张飞博士作了题为《类别、风格与技术人群——二里头遗址出土岳石文化陶器初步研究》的报告。“夷、夏东西格局”历来是学术界关注的重大课题，而二里头遗址以往及新近出土岳石文化陶器的类别、风格与技术研究则为这一问题的深入讨论提供了新契机。二里头遗址出土岳石文化陶器在器物种类上以罐、鬲、甗等炊器为主，少见或不见其他器类。就器物的整体风格来看，其与山东地区同类型器物具有高度同一性，但少量器物在装饰技法、器型设计上也受到二里头文化一定程度的影响。就制作技术而言，二里头遗址出土的岳石文化陶器在选料、成型、修整及烧制方法的诸多细节处理上与山东地区保持一致。风格、技术特征的研究共同说明这批陶器是岳石人群在二里头遗址当地制作的，其器类应为人群主动选择的结果，也是二里头文化末期复杂政治格局下族群认同的重要象征。
报告纪要
第二场报告由河南大学黄河文明与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副教授侯卫东和山西省考古研究院副院长、研究员刘岩主持。
山西省考古研究院研究员王俊作了题为《从山西沂州尹村遗址发掘成果看夏商文化更迭》的报告。尹村遗址作为滹沱河流域上游忻定盆地中心区域的重要遗址，从发掘所获的器物来看，主要遗物的时代处于二里头文化时期晚段至商代殷墟一期。陶器有高领鬲、商式鬲、敛口斝、三足瓮（空足与实足并存）、各类鼎等。此地区时代略早的游邀遗址的器物组合及特色种类器物如：双耳杯、有领双鋬鬲等与陕西石峁遗址存在密切联系；该遗址的鬶、镂孔豆、圈足瓮等与太行山东侧的关系密切。进入夏商时期的尹村遗存则基本不见其与西方石峁遗存的联系，只是受到蛇纹器物的强烈影响；未见到花边器；陶鼎的类型复杂多样，它与先商文化下七垣类型关系密切反而值得关注。此时的尹村遗址与二里头文化及东下冯类型的关系密切，尤其是在二里头文化一、二期。
崔红庆：《郑州东赵中城的功能与夏国家东部军事防御体系的构建》
辽宁师范大学历史文化旅游学院崔红庆博士作了题为《郑州东赵中城的功能与夏国家东部军事防御体系的构建》的报告。郑州东赵中城面积约7.2万平方米，兴建于二里头文化二期，废弃于二里头文化四期。其与同时期的其他城址相比，面积较小，却拥有较为完备的军事防御设施，军事功能显著。东赵中城位于二里头文化核心区域的东境，与临近的郑州大师姑二里头文化城址、新郑望京楼二里头文化城址构建起夏国家东部军事防御体系。东赵中城在东部军事防御体系中地位重要，主要有扼守要冲之地，为周围城址提供物资支持，监视、震慑周围方国等作用。夏国家东部军事防御体系的构建，对夏王朝东境地区的稳定以及防御东夷等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张立东：《禹都阳城的布局规划及其历史地位》
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张立东教授作了题为《禹都阳城的布局规划及其历史地位》的报告。迄今为止，王城岗龙山大城仅大致复原了北、西两面城墙、城壕，尚未发现城门和街道，但根据遗留的遗痕，完全可以推测禹都阳城的布局规划属于方形四门十字街式。方形四门十字街式是龙山时代城市最流行的规划模式，后来则成为最基本的规划模式。随着六门三街式、八门四街式、十门五街式、十二门六街式的出现，四门十字街式成为小型地方城市最主要的规划模式。作为天下之中的禹都阳城，其规划模式在中国古代城市规划史上的地位远超同时代的其它城市。禹都阳城及同时代其它城市流行的方形四门十字街模式，对于推定中国城市的出现，乃至中国文明的形成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
方燕明：《禹州瓦店夏代早期祭祀遗存初探》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员方燕明作了题为《禹州瓦店夏代早期祭祀遗存初探》的报告。瓦店WD2F1建筑是祭祀之墠，可能为社类祭祀场所；祭祀对象可能是地祇以及百物之神，还有人鬼；祭品主要有人牲、动物牺牲、五谷、器皿等；祭祀方式主要有燔燎类、馈食类、瘗埋类、磔辜，还有血祭等。瓦店人的祭祀活动一般在秋季举行，也存在有春祀，部分参与祭祀活动的人可以参与宴飨，参与宴飨的人数并不固定，而且有逐渐增加的趋势，可能代表着祭祀规模的不断扩大。瓦店WD2F1祭祀建筑的使用年代较新砦祭祀之墠为早，其内涵比新砦的更为复杂丰富。瓦店WD2F1祭祀遗存的使用，正值早期国家形成与发展的关键时期，其祭祀场景的重建，是“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的具体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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