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27日晚上八点，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植物与寄生物考古实验室主任蓝万里博士应邀在线上为“考古百年中原行”系列公众讲座做第十场报告，题为《小虫知春秋——考古所见的寄生虫疾病和人类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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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万里博士首先介绍了相关基础概念和古代文献中的相关案例。寄生虫病带来的苦难使人类在很早的时候就已经认识到它们的存在。著于公元前1550年左右的埃及医学纸莎草文书卷Ebers，其中就已有肠道寄生虫的记载并有对应的药方，目前认为该卷的内容可能抄自更早的文本，也许可推至公元前3400年。中国古代最早的寄生虫医案记载在《史记•仓公列传》中。西汉初年，名医淳于意在临淄汜里治愈一名身患“蛲瘕”的女患者，虽然当时对寄生虫的认识不科学，但治疗方法非常成熟，说明该病的治疗历史远早于此。其后的医书也常见寄生虫的描述和药方。

讲座的第二部分内容为寄生物考古学研究的历史。1910年，马克·阿曼德·拉弗爵士在两份来自埃及第20王朝（距今约3200年）的木乃伊肾脏样本中，发现了埃及血吸虫卵，确认古埃及血吸虫病的存在。这个报道被认为是寄生物考古学的开端。自此以后，考古学家们在发现保存状态良好的古尸时，通常会检测其腹部内容物，偶尔会有发现寄生虫遗存的报道。除了古尸，也有厕所堆积中发现寄生虫遗存的报道。

我国在50年代开始出现考古材料中发现寄生虫遗存的报道，发现寄生虫遗存的都是保存状态良好的古尸。最早的案例是1956年，医学专家在广州明朝戴缙尸体的肠道内容物中发现大量的蛔虫卵，其夫人周氏肠道中发现多种虫卵，鞭虫、姜片吸虫和华支睾吸虫。后续又有一些在古尸中发现寄生虫的报道，包括著名的马王堆一号汉墓墓主等。

21世纪初，中国科技大学张居中教授提出以腹土为材料开展寄生虫考古，并开发建立了腹土样品中寄生虫遗存的富集和提取技术。腹土材料的应用使得能够在中原地区也能大量开展寄生虫考古工作。

讲座的第三部分以六个相关案例介绍了寄生虫考古对于了解古代人群的生业模式、人与动物的关系、先民食物结构、人群迁移流动、社会阶层分化以及某些特殊历史事件方面的特殊作用。

2001年，学者对舞阳贾湖遗址墓葬的腹土样品开展分析。在M419样品中发现有鞭虫卵和绦虫卵各一粒，在M477中发现有蛔虫卵一粒，是目前我国迄今发现最早的寄生虫遗存。鞭虫和蛔虫都为土源性寄生虫，部分生活史在土壤环境中完成，受生业模式影响大，在固定土壤环境下劳作的农业人口患病几率要大于渔猎采集。这些发现支持了贾湖先民已经开始定居生活并发展农业的认识。绦虫卵的生活周期需要经过中间宿主猪，人吃了含有绦虫蚴虫的猪肉而患病，绦虫卵的发现再次证明了贾湖先民曾经养殖和食用家猪。

舞阳贾湖遗址的房址F53内底部发现大量的动物粪便，经鉴定为狗的粪便化石。经过分析，在粪化石中发现了一粒蛲虫卵。蛲虫是特化寄生于人类的一种寄生虫，狗并不会患有蛲虫病。研究认为在贾湖先民生活的时代，遗址中已经有蛲虫感染的流行，狗粪化石中的蛲虫卵是狗与人类接触导致的假性感染。结合田野考古的信息，粪化石是在房址F53中出土，而且其中内含物有鱼脊椎骨，应是人吃剩下的残羹，说明狗与人类同吃同睡，甚至排泄也在房址中，关系十分亲密。

信阳城阳城址18号墓墓主是一名战国晚期的楚国贵族。蓝万里博士采集了多个腹部样品，对其中2号样品进行了分析，并发现了多种寄生虫卵，包括21粒鞭虫卵。鞭虫和蛔虫是当今世界上感染率最高的寄生虫病，在国外的寄生虫考古案例中二者通常同时出现，而18号墓墓主体内只发现了鞭虫。结合江陵马山砖厂一号墓、荆门郭家岗一号墓、湖北江陵凤凰山168号汉墓、马王堆一号汉墓墓主等不同时代和不同社会阶层人群寄生虫发现情况，蛔虫感染在不同社会阶层、不同职业分工之间的分布存在明显的差异，在低社会阶层中感染率要高得多，而鞭虫感染受到这些因素的影响较小。

城阳城址18号墓还发现了横川后殖吸虫卵、阔节裂头绦虫卵、华支睾吸虫卵。这些寄生虫的中间宿主都包括了鱼类等淡水生物。M18墓主应是食用了生的或是未完全煮熟的鱼肉、腌鱼而感染这三种寄生虫，不卫生的食物处理方式（如生熟肉混切）也有可能导致其他食物污染而感染。

甘肃敦煌的悬泉置汉代驿站遗址厕所遗迹中出土的厕筹上发现了4种寄生虫卵，有鞭虫卵、蛔虫卵、绦虫卵和华支睾吸虫卵。最特殊的是发现的华支睾吸虫卵，华支睾吸虫完成生活史需要潮湿温暖的环境，需要水生的中间宿主，而悬泉置所处区域气候干燥寒冷，不可能有华支睾吸虫病（肝吸虫病）的流行。这说明使用厕筹这个人原来生活在温暖湿润的南方，在那里患上了华支睾吸虫病，然后又因为各种原因来到了大西北，在悬泉置这个驿站里上了厕所，把华支睾吸虫卵遗留在厕筹上。华支睾吸虫卵的出现表明，人们从中国南部或东部水源充足的地区长途迁移到丝绸之路的这个中转站，可能与贸易或政府业务有关。这也是寄生虫病沿丝绸之路在东西方间传播的一个证据。

三门峡大唐电厂秦人墓地20座墓葬腹土样品中发现了蛔虫卵，数量分布悬殊，大部分样品仅发现一个或数个虫卵，而M220、M277和M696中发现超过千粒。在考察了以不同分区、不同葬式、不同葬具随葬品为标准划分的人群之间蛔虫感染率后，结果都显示在该墓地蛔虫感染率在各人群间均稍有不同，但还达不到统计学上的显著性差异。说明从战国晚期到西汉中期，在这里生活的各类人群受到蛔虫病的威胁程度是相似的，他们的社会等级和财富等级所对应的生活方式、居住环境可能差异不大，反映了社会结构可能比较简单。这可能与当地军事化程度较高有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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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在8座墓葬腹土样品中发现有异形吸虫卵，这也是一种需要水生动物为中间宿主的寄生虫，根据其生活史，可知在本次研究中发现有异形吸虫感染的8位墓主，生前应该摄食过生的淡水鱼类或蛙类。我们可以直观看到代表秦军士兵的北区墓主感染率最高。体力消耗大的秦军士兵除配给的口粮外，可能还会常常捕捉当地的水生动物补充肉食。

三杨庄汉代聚落遗址二号庭院厕所便槽的样品中发现了钩虫的遗存。样品中发现的虫卵为桑葚期虫卵，处于孵化前中期，其经历的体外发育时间应在24小时内。在被洪水沉积物封闭的环境里，温度改变、空气隔绝使得当时厕所堆积中的寄生虫很快停止发育、死亡。这些钩虫遗存的发育状态都被定格在洪水淹没的那一刻，我们可根据其体外发育时间向前推测其排出体外的时间，从而了解厕所的使用状况。样品中虫卵、杆状蚴、丝状蚴均有发现，说明三杨庄二号庭院的厕所在被洪水冲垮前一直在使用。通过寄生虫考古的结果，可以得知当时三杨庄遗址至少存在一种寄生虫病—钩虫病，厕所的最近一次使用应在被洪水淹没前24小时内。

最后，蓝万里博士介绍，人类历史上寄生虫病同时也是传染类疾病最主要的流行病学转变发生过三次，第一次发生在旧石器时代向新石器时代的过渡阶段，人类从狩猎采集生活方式转变为农业种植生活方式，农业起源、动物驯化、以定居生活为主，这些变化促进各种土源性和生物源性寄生虫传播。接下来，工业革命改变了生产关系，大部分人口从农业中解放出来，城市的生活环境、医疗科技的改善使得寄生虫病的主要感染类型发生了变化，对人类健康的影响也减轻了。最近传染病死亡率的回升特别是新冠病毒的爆发流行标志着第三次流行病学转变，其特点是在人类疾病生态全球化加速的背景下，出现了新的、重新出现的和抗抗生素的病原体。这些转变说明了从旧石器时代到今天，人类与寄生虫病斗争中反复出现的社会历史和生态主题。

庄子逍遥游里有一句，朝菌不知晦朔，蟪蛄不知春秋。寄生虫本身的寿命很短，它是不知春秋的，但我们却可以通过分析考古发现的寄生虫遗存，管窥古代人的生活，了解当时人类社会，知晓数千年前乃至数万年前的春秋。这也是本次讲座题目“小虫知春秋”的含义。

（作者|周立刚  审核|刘海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