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1年，安金槐出生于河南省登封县大金店镇安庙村。1948年毕业于河南大学历史系。1950年2月，安金槐到河南大学师资训练班学习，同年9月结业调至河南省人民政府文物管理委员会。1952年10月，到北京参加由中央文化部文物局、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和北京大学联合举办的“第一届全国考古人员训练班”学习。1953年春，安金槐开始主持对郑州商代遗址的保护与配合基本建设而开展的考古发掘工作。1953年秋，经安金槐统筹，在今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处购买地皮，兴建当时的郑州市文物工作组仓库和办公房。1954年春，郑州市文物工作组改为河南省文物工作第一队，安金槐任副队长，是年开始编写《郑州二里岗》考古报告。1955年10月，安金槐在郑州黄委会宿舍工地进行考古发掘，发现了商代的夯土城墙遗址。1956年，完成《郑州二里岗》初稿。1957年，在夏鼐和陈梦家等先生指导下修改《郑州二里岗》。该考古报告1959年出版，是年撰写《试论郑州商代城址——隞都》，该文于1961年发表。1958年，安金槐担任河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副队长，负责全队的业务工作。1959年，撰写《谈谈郑州商代瓷器的几个问题》，该文于1960年发表。1961年，发掘密县打虎亭汉墓。1962年，发掘南阳县官寺汉代画像石墓。1964～1966年，主持新郑郑韩故城遗址的考古钻探和发掘工作。

1966年4月，因“文革”各项工作停止。1967年安金槐在“文革”中业务工作受阻而停滞，1970年，由“五七”干校调回河南省博物馆文物工作队（其时河南省文物工作队已并入省博物馆），又开始考古工作。1971年，受国家文物局委派，安金槐对洛阳隋唐含嘉仓遗址进行钻探和发掘；同年主持淅川下王岗遗址试掘。1972年初，安金槐在省文物工作队的领导职务被恢复，重新主持停滞数年的郑州商代遗址的考古工作。1973年，开始编写《郑州商代城遗址发掘报告》，该报告1977年发表。1974年，省文物队建立了郑州商城工作站，安金槐任站长。1975年，安金槐为探索夏文化，在登封告成一带寻找夏文化遗存。1977年，在王城岗发现龙山文化晚期城址。同年11月，国家文物局在河南登封召开“登封告成遗址发掘现场会”，是我国学术界探索夏文化的一次盛会，国内学者济济一堂，共同探讨夏文化；是年河南省政协第五届委员会在郑州召开，安金槐应邀参加并成为省政协委员。1978～1979年，安金槐继续主持登封王城岗和东周阳城考古发掘。1979年秋，安金槐在西安参加“中国考古学会”成立大会，被推选为中国考古学会理事；同年11月，“中国古陶瓷研究会”在广东省新会成立，被推选为中国古陶瓷研究会副会长。

1980年，安金槐开始编写《登封王城岗与阳城》考古报告；同年春，“楚文化研究会”在武汉成立，被推选为该研究会常务理事；同年12月，“河南省考古学会”在郑州成立，被推选为副会长。1981年，在河南省博物馆文物工作队的基础上，成立河南省文物研究所，安金槐为第一任所长。1982年，安金槐被评为研究员；同年10月，安金槐随“中国商文化代表团”到美国夏威夷参加“商文化国际讨论会”；同年12月，安金槐任团长率“中国考古代表团”赴阿曼苏丹国进行考察访问。1983年春，安金槐成为全国政协第六届委员会社科组委员；同年《登封王城岗遗址的发掘》发表，引起国内外学术界和新闻界的高度重视；同年“国家文物局郑州文物训练班”第一期开学，安金槐任班主任。1983年，中国考古学会第四次年会在郑州召开，中心议题为“商文化的研究与夏文化的探索”，安金槐在年会上作《近年来河南夏商文化考古的新收获》大会发言。1983年，安金槐改任河南省文物研究所名誉所长。1984年，由河南省旅游局拨款，安金槐在登封告成观星台西侧，修建“登封阳城遗址陈列馆”，该馆1985年竣工；同年在“国家文物局郑州培训中心”基础上，成立“郑州考古干部专科学校（大专班）”，安金槐任校长；同年编写《中国考古》（1992年出版）和《中国陶瓷》中“陶器”部分（1994年出版）。1986年，安金槐被聘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七五”考古组评审成员。1987年，被河南省职称改革领导小组聘请为省文博专业高级职称评审委员会委员和省图书资料高级职称评审委员会委员。1988年，安金槐连任全国政协第七届委员会委员，并兼任河南省政协文教卫体委员会副主任；同年夏，“河南省科学技术史学会”成立，被推选为理事长。开始编著《密县打虎亭汉墓》考古报告。1989年，安金槐在长沙参加中国考古学会第七次年会，当选中国考古学会常务理事；同年12月，受聘为郑州大学历史系文博专业客座教授。

1990年，开始编写《郑州商城1953—1985年考古发掘报告》；是年夏，安金槐到美国加州大学参加“夏文化国际研讨会”。1991年，安金槐被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聘为“八五”期间考古学科规划小组评审成员；同年被河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聘为“八五”期间社科评审组成员；同年夏，安金槐应邀到日本参加河南文物拓片展；同年10月，开始编著《中国美术分类全集·中国陶瓷全集1·新石器时代》和《中国美术分类全集·中国陶瓷全集2·夏商周春秋战国》，两书于2000年出版。1992年，安金槐被河南大学历史系聘为文博专业兼职教授；同年被河南省文物局聘为省文物局专家组组长；同年《登封王城岗与阳城》出版，该书荣获“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夏鼐考古学成果鼓励奖”和1992年度“河南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1993年，“河南省科学技术史学会”换届，安金槐继续担任理事长。1995年， “河南省考古学会”更名为“河南省文物考古学会”，安金槐被推选为名誉会长；同年《密县打虎亭汉墓》出版，该书荣获“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夏鼐考古学成果鼓励奖”。1995年，河南省文化厅和省人事厅授予安金槐为“河南省文化厅系统先进工作者”称号。1996年，受国家科委聘请，成为“九五”全国重点科研项目“夏商周断代工程”专家组成员，并担任“商前期年代学研究”课题组长。1999年，被中共河南省委宣传部评为“河南省十大新闻人物”，成为河南省文博战线的一面旗帜。

2001年7月，安金槐逝世。被中国文物考古学界誉为“新中国河南考古第一人”。同年10月《郑州商城1953—1985年考古发掘报告》出版，该书荣获“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夏鼐考古学成果二等奖”。

安金槐先生从事文物考古工作50余年，始终站在田野考古工作的第一线，长期坚持野外工作，真正体现了考古学实践性学科特色。除“文革”期间被下放劳动，其余的时间，大部分在野外搞调查发掘，或是整理材料编写报告。50年来，河南省的许多遗址，都留下了他的足迹；许多重要考古发现，上至史前时代，下至唐宋元明，都有他的主持或参与。安金槐一辈子在野外奔波，勤于动手，田野技术过硬，善于判断发掘中出现的复杂现象，可以说是大家的共识。但安金槐在“动手动脚”的同时，又勤于动脑。善于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真正体现了考古学科探索求真的精神。

1952年以来，对商代前期文化研究和夏文化探索，逐渐成为重要的学术课题，并一直受到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回顾安金槐的考古生涯就会发现，安先生对郑州商城的研究使人们对商代文明的认识向前迈进了一大步；他还是最早对探索中的夏文化提出看法的少数学者之一，并提出河南龙山文化也是夏文化探索的对象，为此，他组织了登封王城岗遗址的发掘，王城岗龙山文化城址为禹都阳城；豫东龙山文化可能是先商文化。这一系列工作的开展和论断的提出，是在考古发掘当中，在资料整理的同时勤于思考迸发出来的智慧火花，为中国的考古事业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1.发现郑州商城遗址—商代隞都说

20世纪50年代，为配合新中国建设有大量考古工作需要开展。1953年，安金槐主持郑州商代遗址的发掘工作，先是发掘郑州二里岗遗址，在二里岗遗址的发掘中，是他最先提出了上层、下层的文化分期两期说，以后又在两期说的基础上提出两期四段说，此说至今仍为许多同仁所采用。1954年，发现了商代的铸铜和制陶遗址。上述发现，使安金槐感到郑州商代遗址可能不一般，为此他查阅了大量的文献，得出的认识是郑州可能是商王仲丁的隞都。只是，他的“郑州隞都说”在当时并未引起学术界的注意。1955年秋，河南省文物工作队在郑州白家庄一带配合基建进行发掘，在商代地层之下发现大面积灰褐色夯土，时任省文物工作队副队长的安金槐指导人们进行了夯土的钻探工作，采用由夯土两侧追探的办法，发现了夯土的走向最后圈成了一个闭合的长方形，最终确定了郑州白家庄所发现的夯土遗存乃是城墙建筑。1961年，他在《文物》发表了《试论郑州商代遗址——隞都》的论文。文章很快引起了考古学界的关注和讨论，一些学者同意安金槐的观点，也有一些学者持怀疑态度，理由是：比郑州商代遗址晚的安阳殷墟尚未发现城墙，早于殷墟的郑州商代遗址何以会有城墙？

1971年，中国部分出土文物准备到国外展出，围绕着可否在郑州出土文物示意图上画出商城这一焦点又引起了很大的争议，最后把郑州文物分布图也取消了。可是，安金槐仍然相信和坚持自己的观点，同时也承受着难以想象的压力。1972年春，国家文物局王冶秋局长找安金槐问：“郑州商城靠得住吗？”“由你主持再发掘看看。”回到郑州，他带领文物队的同志，于1972年秋又对郑州的城墙进行了全面复查钻探和发掘。安金槐创造性地采用“沟探法”以了解郑州商城城墙的结构与年代。解决城墙年代是一个大课题，在郑州商城发现之初，学术界对于它的年代还有疑问，一些著名考古学家对它是一座商代城址甚至持否定态度。而当时中国考古界对于商代城墙的发现可以说是空前的，因此没有先例可以参考，没有现成的经验可以借鉴，面对这样一个新发现，如何对其进行准确判断和发掘，如何确定其年代？安金槐率领考古人员，在四面城墙之上开掘探沟，依据探沟发掘的地层关系和出土的包含物进行分析，最后终于判定这是一座商代城址无疑。后来郑州商城出土的大量考古资料用丰富的事实证明当初安金槐对其年代的判断是正确的，已成为今天学术界的共识。安金槐所采用的“沟探法”，为后来的城址考古提供了宝贵经验，为我们科学认识夯土城墙遗存提供了一把金钥匙，如今在中国城址考古当中已广为应用。郑州商城的发现，不仅开创了商代城市研究的先河，同时开辟了商代考古的新局面，与二里岗文化的发掘研究一起，共同成为商代考古学研究上的一个里程碑。

2001年，凝聚着安金槐数十年心血的《郑州商城1953—1985年考古发掘报告》出版，成为郑州商城研究的重要的阶段性成果。该报告是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这是一部反映中国商代文明的扛鼎之作，展现了商代前期政治经济、文化艺术、科学技术、商业交通和社会生活，具有十分重要的历史价值和科学价值。

2.原始瓷器—商代起源说

20世纪50年代末，安金槐在研究商代器物时，偶然发现有的器物表面有釉，不像是陶器。他反复观察商代釉陶，发现胎质是灰白色的，釉是绿色的，胎质很坚硬，他把釉陶片送到陶瓷厂化验，证明胎质是瓷土的。这时他意识到，这是瓷器，不是陶器。于是，他写了一篇《谈谈郑州商代瓷器的几个问题》的论文发表在1960年《文物》上，原始瓷器起源于商代说在20世纪60年代被提出来了。该文将中国瓷器的起源，由原来认为的东汉一下子提早到了商代，早了千余年。此文一经刊出便引起轰动，一场历经十余年的争论由此而发。

1975年，在北京召开了一次编写《中国陶瓷史》的讨论会上，安金槐的“商代瓷器说”的文章成了众矢之的。时隔2年，还是在北京讨论编写《中国陶瓷史》的会议上，他的观点依然受到不少人的批评和反对。1978年的浙江金华会议，大家对我国瓷器起源于何时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同时也牵涉到瓷器的起源地的问题。而安金槐是力主商周时期就出现了原始青瓷器，并且举出从郑州商城和安阳殷墟，到西周遗存洛阳的庞家沟、长安的张家坡等和东周的洛阳遗址与墓葬，以及南方各地相当于商周时期的遗址与墓葬中所出的遗物为例。但当时的古陶瓷界中有相当的学者还没有肯定“原始瓷器”之称谓，而称之为“青釉器”。经过激烈讨论，最后多数专家学者终于对我国瓷器的起源问题形成了基本一致的看法，即瓷器起源于商代，到了东汉才趋于成熟。从商周到东汉是瓷器的过渡阶段，应称为“原始瓷器”。这些都是安金槐《对于我国瓷器起源问题的初步探讨》一文中的主要内容，该文发表于1978年《考古》上。这次会议以后，确定了他作为主编之一，负责《中国陶瓷史——夏商周春秋时期的陶瓷》一章的撰写。就这样，商代以及西周的原始瓷器被首次载入1982年出版的《中国陶瓷史》中。安金槐为中国陶瓷史书写了浓重的一笔。

3.探索夏文化—登封王城岗—禹都 阳城说

自1959年考古学家徐旭生先生对古史传说资料进行梳理，确立豫西为夏部落活动区域，并对其进行实地考古勘察，迈开了夏文化探索的实质性步伐之后，夏文化20世纪70年代末进入全面深入的探索阶段。20世纪70年代，还在郑州商城发掘取得收获的时候，安金槐就考虑到了夏文化。在他看来，商王朝的存在已成定论，但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朝代——夏朝是否存在，是一个学术界十分关心的重要问题。国内外的一些“疑古派”甚至不承认中国历史上存在夏朝。于是，探索夏文化，就成为安金槐梦寐以求的目标。什么是夏文化？夏文化在哪里？安金槐凭着有限的文献记载和早年考古学家在登封告成调查的一些线索，以极大的勇气和敏锐的目光，把探索夏文化的重点放到登封告成镇。1975年，安金槐率考古队在告成镇一带开始了考古调查、钻探和发掘。工作开展之初并不顺利，在八方村只发现商代的遗存，没有发现更早的东西。一时间受到非议和责难。

很快安金槐将工作重点锁定在王城岗。1977年，安金槐派人在王城岗上钻探竟探出夯土。经过对夯土的发掘，证明应该是城墙夯土。随着工作的进展，王城岗东、西并列的两座小城都找到了，保存较好的西城现存面积约1万平方米。安金槐从城墙夯土的地层叠压关系和包含的陶器判定，这是龙山文化晚期的城址。经过对王城岗城址出土木炭和骨骼标本的碳十四测定，城址距今约4100年，再估算夏禹的纪年，也是距今约4100年。加之文献记载的阳城地望与王城岗古城所处地理位置相似。这是偶然的巧合吗？王城岗莫非就是禹都阳城？安金槐一直未敢过早地给出答案，但对该城址的研究从未间断。直到1983年，他相继在《文物》等出版物上发表《登封王城岗遗址的发掘》和《试论登封王城岗龙山文化城址与夏代阳城》等研究成果，从而引起了国内外文物考古界的轰动，被称为探索夏代文化的一次重大突破。由于在王城岗遗址首先发现了龙山文化时期的城址，大大开阔了人们的视野，自此以后中原地区龙山文化的考古发掘取得了很大进展。继登封王城岗之后，淮阳平粮台发现了龙山城址，山东城子崖、河南郾城郝家台、辉县孟庄、密县古城寨等先后发现了一批龙山城址。可以说这些龙山城址的发现与王城岗龙山城址的率先确认有着密切的关系。目前学术界多数学者认为二里头文化为夏代的中晚期文化，河南龙山文化晚期的王城岗城址已进入夏文化早期。可以说，安金槐在王城岗遗址不仅找到了龙山晚期城址，而且也找到了早期夏文化。由城址研究商文化，到从城址寻找夏文化，可以说安金槐摸索到了一条研究夏商历史的考古新路。

1996年以来“夏商周断代工程”的开展，使夏文化研究进入了夏代基本年代框架构建的新阶段，安先生指导我们在登封王城岗采样测年，在禹州瓦店考古发掘与研究，为夏代起始年代的建立提供了重要支撑。2002年，在“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预研究中，我们在登封王城岗遗址发现了面积达34.8万平方米的龙山文化晚期大城，为夏文化探索提供了新的重要资料。安金槐在夏文化探索、早商文化研究和夏商周年代学研究等领域作出了重要贡献。

安金槐在考古工作中所取得的成绩，得益于以下几点：其一，他虽然一直担任领导工作，行政事务占用不少时间，但他却坚持田野考古，常年以大部分时间和精力与同志们一道奋战在考古工地，正是这种对考古事业的热爱和执着追求的精神，使之取得丰硕成果；其二，由于他长期深入考古第一线，在田野考古实践中不仅积累大量第一手资料，同时获得丰富的经验，加之他善于观察，勤于思考，所提出的学术观点都是来自有坚实工作基础的原始材料；其三，在科学研究上发扬勇于探索的精神和严谨认真的治学态度，在学术问题上，与他学术观点相左的人大多是学术界的前辈或著名学者，可是他从不与人争论，只是摆自己的材料，谈自己的认识，用扎实的工作来证明自己的观点；其四，他的勤奋，使凡经他手发掘的考古材料，均已整理成考古报告发表或专著出版，他的这种对工作极端负责的精神和饱满的工作热情，一直保持终身，古稀之年仍然笔耕不辍。

安金槐先生作为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创建者之一，常年担负着领导职务，从最初的郑州文物工作组，到其后的河南省文物工作队，再到后来的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单位的每一次发展和前进的每一步，无不凝聚着他的辛劳和心血，可以说安金槐先生50年的工作历程，就是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50年的发展缩影。

1.保护文物—文化遗产的守护者

安金槐作为学者型的领导，他深知文物保护的价值意义和重要性，因此他不遗余力地呼吁并采取积极有效的措施保护重要遗址。在安金槐的直接倡议和领导下，1974年，设立郑州商城工作站。事实证明商城工作站在郑州商城的考古发掘、学术研究和遗址保护方面确实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同样安金槐在登封告成观星台建立了登封工作站，自1976年建站以来，做了大量的考古发掘和整理工作，先后出版的考古报告有《登封王城岗与阳城》（1992年），《禹州瓦店——夏商周断代工程丛书》（2004年），《登封王城岗考古发现与研究（2002—2005）》（“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成果，2007年）等，同时在登封工作站保存和展示着王城岗遗址、瓦店遗址以及历年来在颍河中上游考古调查和发掘的珍贵标本。登封工作站成为探索夏文化、保护夏代遗存和科学研究的重要基地。

安金槐热爱历史文物，看到古迹遭到破坏，痛心疾首；为了古遗址、古墓葬的保护，可谓不遗余力。他为了保护文物，想方设法，置病痛于不顾，到处奔波，抢救了不少文物古迹。在保护文物上，安金槐秉承一贯的作风，敢于坚持原则，不畏权威。由于整个郑州商城为现代城市所压，由基建所引起的矛盾时有发生。但只要施工地点涉及到重点遗址或重要发现需要保护的地段，安金槐绝不放弃原则，体现出一个文物保护卫士的坚定信念和难能可贵的品格。河南永城芒砀山西汉梁王墓群，多年来因烧石灰而破坏文物的事件频频发生，屡禁不止。1990年，安金槐作为河南省政协文教卫体委员会副主任和全国政协委员，亲自到现场去调研西汉梁国王陵被破坏情况，并撰写了《考察记》呼吁对该遗存加强保护，促成其列入国家文物保护单位。

2.出成果出人才—研究所建设和发展的奠基人

安金槐虽然将主要精力放在考古业务之中，但他非常重视考古的后勤工作和单位的基础建设。在他领导下，河南省文物工作队在长期工作中大量积累发掘资料的同时，在后勤配套工作和基本建设方面也有出色的业绩。有了这个基础，使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成为国内最早成立的省级考古研究所之一，并很快形成调查发掘、整理修复、绘图照相、编写报告、出版刊物、保存文物等全能型研究机构。他重视考古资料的整理、研究、编辑、出版，使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成为国内考古单位出版成果最多的几个单位之一。他注重人才的培养，特别注意在考古实践中让大家得到锻炼和提高，因而在长期的实践中形成一支干练的考古队伍，使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成为全国各省区考古队伍中实力最强的队伍之一。

3. 为人师表—教书育人薪火相传

安金槐不仅为河南考古事业呕心沥血，在培养和扶植考古人才方面也不遗余力。1953年，参与举办河南省文物工作人员第一期训练班。1954年，在河南省文物工作一队主持举办省文物工作人员第二期训练班。1957年，举办河南省文物干部第三期训练班。1979年，主持举办河南省文物考古工作人员第四期训练班。我国在“文革”之后，恢复了文物保护与考古发掘工作，当时考古人才极度匮乏。为缓解这一矛盾，国家文物局以河南省文物研究所（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前身）为依托成立了文化部文物局郑州文物干部训练班，后改为“文化部文物局郑州培训中心”，重点培养田野考古干部，安金槐为此注入了大量心血。从1983年文化部文物局郑州文物干部训练班第一期开学，安金槐任班主任；到1984年成立了郑州考古干部专科学校（大专班），安金槐任校长。他在课堂上耐心细致地教导来自全国各地的学员，在发掘现场手把手地讲解考古发掘技术，将自己数十年来的心得体会毫无保留地传授给了学生。许多学员得到过安金槐的耳提面命，还有相当数量的文博新人是读着安金槐的《中国考古》边干边学出来的。虽然安金槐并非以教师为业，但那些受他教诲至今仍活跃在各地的文物考古骨干，都不会忘记曾经给予他们教诲的安金槐老师。

20世纪中国考古学作为广义历史科学中的一门发展迅速的新兴学科，以其特殊的作用和优势，在对中国古代历史的证史、考史、建史和丰富世界古代文明史研究方面，功绩卓著。鉴于河南在中国历史上居于重要位置，许多重大学术问题，必须在河南的考古工作中逐步解决，安金槐亲身经历了新中国河南文物考古事业从初创到发展的过程，并与中国考古学的全面发展和成熟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安金槐对于中国考古学的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我们永远怀念他！

（原文刊于《华夏考古》2021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