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23日下午,郑州大学历史学院副院长、副教授郜向平博士应邀在郑州图书馆为“考古百年中原行”系列公众讲座做第五场报告,题为《皇皇者华——中国古代青铜器》。


讲座现场
报告的第一部分内容为“中国青铜器的起源”。郜向平博士首先解释了青铜器名称的含义:一般所说青铜器主要是指铜和锡、铅的合金,因所含金属成分以及埋藏环境等原因,表面常有青绿色锈,故称之为青铜器。不过古代铜器并不全都是青铜器,也有部分红铜制品,即比较纯的铜。相对于青铜来说,红铜的质地更软,铜液的流动性也更差,所以红铜器表面经常见到很多气孔。
我国早期青铜器主要发现于新疆、甘青、北方和黄河中下游地区。西北地区是我国早期铜器发现最多的地区,有公元前3000年或者更早的铜器发现。以小型装饰品、工具、铜镜及权杖头等为特征,不见礼乐器或容器。年代较早者多为红铜,也有砷铜,锻造和铸造工艺兼有。甘肃东乡县林家遗址马家窑类型的青铜刀是我国目前所见年代最早的青铜铸造品,系锡青铜合范铸造,年代约为公元前2900-2740年。到公元前2000年,河西走廊中部的黑水河流域已成为重要的冶金中心。黄河中下游发现的青铜器最早不超过公元前2400年,早期青铜器多为小件工具,山西襄汾陶寺铜铃、河南登封王城岗发现的容器残片是较早的容器线索。北方地区早期青铜器以小型装饰品、工具、兵器及杖首等仪仗用品为特征,年代不早于中原地区。

整体而言,西北地区、北方地区红铜较多,锻造工艺较多,装饰品较多,明显受到中亚乃至欧亚草原青铜文化的影响。而黄河中游和下游地区以青铜为主,有容器线索,自身特色突出。
报告的第二部分对夏商周时期的青铜器种类与特征进行了详细介绍。这一时期也就是中国的青铜时代,青铜器的种类包括容器(又分为食器、酒器和水器)、乐器、兵器、工具和车马器等,此外还有一些量器、货币和装饰品。
夏代晚期,即二里头时期出现明确的容器和兵器。容器以酒器最常见,体现出“重酒组合”的特点。商代早期青铜器的器类和数量明显增加,容器以爵斝组合或者爵斝觚的组合为核心,仍然是“重酒组合”的特征。食器中除了大家熟悉的鼎之外,还有青铜鬲。高等级墓葬中青铜器种类较多,流行宽屏条带和细凸线两种风格的抽象化兽面纹(亦称饕餮纹),极个别铜器上出现了铭文或者“族徽”。商代晚期(大约相当于武丁之后),青铜器风格发生了明显变化:器体厚重,纹饰繁缛,铭文开始流行。容器仍然是“重酒组合”,以爵觚组合为核心,套数具有一定的等级含义;食器有鼎、簋、甗等。这一时期铜器纹饰以具象化的兽面纹(饕餮纹)、夔纹、鸟纹较为常见,流行以云雷纹衬底的“三层花纹” 。青铜车马器的出现是这一时期另一个重要特点。

西周前期青铜器的风格与晚商接近,器物种类上偏重于食器,鼎和编钟出现较多。有学者认为此时不同族群的器物在种类和器形上有区别。大致从西周恭王开始,青铜器的器类、纹饰有了明显变化,列鼎列簋流行,酒器大大减少,水器组合较常见。有学者认为这种现象反映了“礼制改革”,周人自身的礼制体系开始形成,也就是孔子所向往的周礼。这一时期纹饰以窃曲纹、重环纹、波带纹、瓦纹等几何纹饰为主,铭文整齐规范,出现流行的“套语”。东周时期,到春秋中期以后,鼎敦(或盖豆)壶或鼎簠壶的组合比较常见,细密的蟠螭纹、蟠虺纹为主要纹饰特征。带钩、铜剑、铜镜等新的器类开始流行,并出现金属货币。器物风格呈现出明显的区域特点,例如楚文化有一些特色器物对中原产生了较大影响。铸造技术上流行模印纹饰、分铸焊接技术,出现失蜡法;错金银、错红铜和刻划纹饰等工艺春秋晚期开始流行。战国中期以后,受铁器生产长足发展的影响,青铜器种类和风格又发生明显变化,最显著的特征是生活类铜器增多,并流行“物勒工名”。

整体而言,夏商周青铜器在器类、组合和纹饰等方面反映出来的风格特征变化情况与王朝更迭并不是完全对应,而是略显滞后性。比如早商的铜器风格与夏代晚期相似,西周青铜器在中期才形成自己的风格。
第三部分主要介绍青铜器的铸造工艺,包括块范法和失蜡法两种。郜向平博士结合安阳殷墟、山西侯马郑州商城、洛阳北窑、荥阳官庄等地出土的铸造青铜器的陶范遗物详细讲解了块范法铸造青铜器的过程。并结合淅川下寺楚墓出土的铜禁、湖北随县曾侯乙墓出土的铜尊和铜盘介绍了失蜡法铸造工艺。
报告的第四部分介绍了青铜器在中国夏商周三代社会中的作用。如著名考古学家张光直所言,中国古代青铜器是政治权力的工具。青铜铸造的发达首先意味着对资源的控制,铜器生产的背后必须有高度发展的社会组织作为支撑。因此,青铜铸造是与文明、国家的产生和发展密切相关的。中国古代青铜器上的纹饰内容很多都与“巫”沟通天地的活动相关,因此铜器是通天法器的一种。贵族通过占有铜器,垄断沟通天地的权力,进而实现攫取和占有世俗权力。《左传》说“国之大事在祀与戎”,而中国古代青铜器中最主要的种类也是礼乐器和兵器,是与国之大事相关的。


现场提问
青铜器及相关礼仪建构了政治秩序。不同等级贵族能够使用的青铜器种类和数量都有严格规定,铜器种类和数量意味着仪式的隆杀、权力的大小,是等级秩序的反映。因此青铜器的组合形式和数量是特定政治秩序的物质化体现。这种秩序在日常仪式中被反复强调,从这种角度看,铜器又是维护和巩固统治秩序的工具。
(作者|周立刚 审核|刘海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