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考古学已经走过百年历程，其诞生的初衷，很大程度是重建中国的上古史。因此，对夏文化的思索始终萦绕在考古学人心头。张光直先生称“夏问题”是中国考古学的“哥德巴赫猜想”。虽然对夏文化的探究困难重重，但仍引得无数先贤时哲为之穷尽一生。

由于二十世纪初期的疑古思潮，使夏文化变得如熹微的晨光，可望而不可及。但顾颉刚先生也不是单纯的“疑古”，他说学术有分工，他的工作是要打破对上古史的传统认知，而打破之后的重建工作就要靠考古学来完成。事实也确实如此，传世文献对“夏”的记载过于笼统，又缺乏同时期出土文献作为证据。因此，对夏文化的研究最终还是要落在考古学，特别是河南考古的肩上。夏文化是承接史前时期和历史时期的纽带，在研究中国文明起源和国家起源的问题中起到关键作用。作为新时代的考古人，我们有责任、有义务沿着前辈的步伐，为夏文化研究努力奋斗。

“考古寻夏”业务培训启动仪式

一、何为夏文化

我们要探索夏文化，首先应该明确何为夏文化。早在1931年，徐中舒先生就提出：“有彩陶的仰韶文化，就是我们中国的夏代文化”；范文澜先生则认为龙山文化是夏文化。时至今日，这些观点都已经得到了修正。夏鼐先生最早为夏文化做了明确的定义，认为：“夏文化是指夏王朝时期夏民族的文化” 。这一观点的提出，为探寻夏文化框定了范围，也指明了方向。但是，随着考古发掘资料的累积，分辨哪些文化遗存是夏民族创造的成了难以解决的问题。

近二十年来，夏商周断代工程和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成果发布，将夏王朝的年代范围确定在了公元前21世纪至公元前16世纪。根据二里头遗址最新的测年结果，可知其只能是夏代晚期的都邑。由此，李伯谦先生提出，夏文化是河南龙山文化晚期遗存，新砦期遗存以及二里头文化。孙庆伟先生的观点更为明确，认为狭义的夏文化就是河南龙山文化的煤山类型、王湾类型和二里头文化一至四期，广义的夏文化则是夏王朝这个政治联盟内各部族文化的总和，也就是夏王朝的文化。诸位先生之说皆有可取之处，但我们认为再进一步明确夏王朝起始时间、夏氏族文化面貌之前，应该把夏文化再定义的宽泛一些。具体而言就是把夏文化分为两个阶段，即夏王朝建立之前和之后。

夏王朝建立之前，夏氏族就已经存在，其创造的文化毫无疑问也是夏文化。不过，仅论“夏氏族”也有些狭隘，据《国语》记载：“皇天嘉之，祚以天下，赐姓曰姒，氏曰有夏，谓其能以嘉祉殷富生物也。”即言帝舜为嘉奖大禹治水有功，赐其为姒姓，称有夏氏。换句话说只有大禹的部族才能够被称为“夏”。据孙庆伟先生研究，除了夏后氏以外，当时还有许多其他姒姓部族，故以夏后氏为主体的姒姓部族的文化即夏王朝建立之前的夏文化。夏王朝建立之后，其统治集团内部就有诸如伯益、皋陶为代表的东夷部族。即便太康失国后，后羿也是“因夏民以代夏政”，依然自称为“夏”。故夏王朝建立之后的夏文化即按孙庆伟先生所说，为夏王朝这个政治联盟内各部族文化的总和。

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

据此，夏文化应当是夏王朝建立之前以夏后氏为主体的姒姓部族的文化，加上夏王朝建立后，其广域王权国家内包括姒姓部族和其他部族的文化。这一定义的时空范围在中原地区的龙山时期至二里头时期。

二、夏时期的文化交流

庙底沟二期文化时期，中原序列考古学文化的分布范围急剧收缩，仅存在于豫陕晋地区。河南东部被大汶口文化占据，其最西处已达郑洛地区，西南可达平顶山市宝丰县境内。河南南部则是屈家岭-石家河文化分布区，其北缘深入南阳盆地，达到邓州八里岗遗址等。可以看出，整个中原地区在这一时期各考古学文化分布犬牙交错，客观上促进了区域间的文化交流。瓦店遗址出土的玉鹰、玉虎等颇具石家河文化特点，但这一文化因素的传播方向似乎尚可商榷。韩建业先生认为屈家岭-石家河文化受到大汶口文化的强烈影响，其文化传播路线是从山东到豫东，再由驻马店地区南下至长江中游。韩先生的观点是经过缜密分析得出的，但最近叶县余庄遗址的发现，可能给这条传播路线提供了另一种可能。

叶县余庄遗址位置及附近地形

叶县地处河南省中部偏西南，位于伏牛山与桐柏山之间，扼守南阳盆地北口，历来是南北文化的结合部。依文献记载，至迟于春秋战国时期便形成的楚国北进中原的夏路就在叶县境内穿过，叶邑故城作为楚国北部边防的桥头堡也已伫立千年。余庄遗址面积超过100万平方米，是目前发现中原龙山文化面积最大的聚落之一，其内涵十分丰富，既出土了中原龙山文化的典型器物圆腹罐、乳足鼎等，也出土了较多红陶杯、陶塑等屈家岭-石家河文化遗物，还发现了蛋壳陶（厚度小于1毫米）、高柄杯，以及手握獐牙葬俗等大汶口-山东龙山的文化因素。若大汶口文化传入豫东地区后，经过豫中地区（瓦店、郝家台等遗址）南下叶县进入南阳盆地，再到长江中游地区，则与历史上的夏路大致吻合，也可以解释余庄遗址文化因素上的复杂性。依此，瓦店遗址、郝家台遗址发现的南方文化因素，实则为东方文化因素，并非石家河文化对中原龙山文化的影响，而是大汶口文化南下传播时通过中原地区，对石家河文化产生了影响。

方燕明先生讲解瓦店遗址出土陶器

龙山时代中原地区的文化融合，为二里头文化的崛起和发展奠定了基础。二里头文化青铜铸造的突然成熟，有学者认为是接受了中亚、西亚的冶炼技术，融合中原地区的传统陶器，形成了中国特色的青铜文化。另外，二里头遗址出土的玉器和绿松石器也受到了肖家屋脊文化的影响。总之，夏文化的形成当是各地区文化交流的结果，夏文化是一个兼容并蓄、博采众长的文化，这样的传统贯穿了中华文明的始终。

二里头遗址出土陶器

三、从文明到复杂社会再到国家

文明与国家的问题是个大问题，也是考古学人不得不面对的问题。夏王朝正处在从文明到国家的十字路口。王巍先生指出，“文明是人类文化和社会发展的一个新的阶段”。韩建业先生也认为：“虽然国家是文明的显著标志，但文明并不等同于国家” 。二位先生所言甚确，简言之，随着社会生产力的进步，产生了金属、文字、城市等要素，文明随之诞生。而这些要素如何分配、被谁占据，则促进了社会分化，权贵阶层通过一系列的制度占据优势资源，通过特殊的器物标榜自己的身份，使社会生产力进一步发展。而后权贵阶层通过强制的措施稳固阶级分化，维护分配制度，当阶级矛盾不可调和时，便产生了国家。再如叶县余庄遗址首次发现中原龙山文化的高等级墓葬。这些墓葬规模较大，方向一致，大多随葬30件以上成套的陶礼器，个别还有一到二个殉人。可知这一时期的丧葬制度非常完善，社会分化较为严重。但疑似的毁墓行为则体现出权贵阶层对这套制度的维护还不十分稳固，社会虽然已经开始复杂化，但应未到国家阶段。

文明起源、社会复杂化和国家起源其实分别是社会学、人类学和政治学的概念，这是我们进行考古学研究的最终目标，但其实现的过程则需化整为零的。如果我们能够厘清夏文化的相关问题，则对国家起源研究有很大的推动。因此，我们研究夏文化，就不能回避文明、国家起源这样的大问题，当然也不能盲目、空洞地阐述这个大问题，只能见微知著，以小见大，慢慢解开其神秘的面纱。

余庄遗址M10出土陶礼器

四、写在最后的话

2021年9月22日至25日，河南省夏文化研究中心开展“考古寻夏”业务培训，组织新入职科研人员参观叶县余庄、禹州瓦店、登封王城岗、偃师二里头等夏文化相关遗址。一路走来我看到了目前夏文化研究的最新进展，中原大地的每一寸黄土下都掩埋着尚待发现的故事。中国人对夏文化的探索已经延续两千多年（西周青铜器就已有对大禹的记述），但若要将夏文化从“晨光熹微”到“如日中天”，还需要一代代考古学人一铲铲的发掘。

叶县余庄遗址参观考察

通往考古工地的田间小路

贾一凡，博士，毕业于河南大学。现任职于河南省夏文化研究中心，主要从事史前及夏商周考古研究，曾参与叶县余庄、上海崧泽、宁波何家村、奉化五小村、庐江丁家畈、开封清明上和园等遗址发掘。发表学术论文10篇，出版学术著作1部。

(作者|贾一凡 审核|刘海旺）